三礼学·《三礼》概说·《礼记》 的名称及篇数
《礼记》意即 《礼经》之 《记》，是从属于 《礼经》的，种类很多，最初未必都称为《记》。《汉书·艺文志》所列《礼》十三家，除《礼经》之外，明确称为《记》的，只有七十子后学所作的“《记》百三十一篇”，其余如 《王史氏》、《曲台后仓》、《中庸说》、《明堂阴阳说》、《军礼司马法》、《古封禅群祀》、《封禅议对》 等，都不以 “《记》” 为名。此外，《乐》家的《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的《孔子三朝》七篇也都属于“《记》”。汉代学者著作中称引的“《礼记》”，既有见于今天所见的《礼记》或《大戴礼记》的，也有不见于这两书的，如《白虎通》所引“《礼记》”，其文仅见于《尔雅》。更有甚者，其辞有出于《礼纬》、《乐纬》的。可见“《礼记》”之称，范围很广。
按照通常的说法，《礼记》即《小戴礼记》，是西汉学者戴圣所编;另有《大戴礼记》，是戴圣之叔戴德所编。此说出自东汉郑玄。郑玄在《六艺论》中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晋司空长史陈邵附和郑玄，又引申出“大戴删《古礼》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九篇”之说。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此说，《隋书·经籍志》、《通典》等都沿袭此说。后世学者则有疑之者：大戴、小戴是西汉著名学者，若真有编撰《礼记》之事，《汉书》当有记载，但是，《汉书·艺文志》所列《礼》十三家著作，并无大小戴编撰之《礼记》，可见隋唐人的说法不可轻信，清代学者对此辨难尤多。戴震指出，《哀公问》、《投壶》两篇，大、小戴《礼记》中都有，若是小戴删大戴，就不应出现这种现象;此外，《大戴礼记》中《曾子大孝》、《诸侯衅庙》两篇文字分别见于《小戴礼记》的 《祭义》、《杂记》; 《大戴礼记》的《朝事》篇从 “聘礼”至 “诸侯务焉”一段，见于《小戴礼记》之《聘义》篇;《大戴礼记》的《本事》篇从“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节制”一段，见于《小戴礼记》之《丧服四制》篇。上举两书互见的篇章或段落，文字多有歧异之处，若是小戴删大戴之书，也不应出现这种现象。据此可以肯定，四十九篇的《礼记》不是从八十一篇的《大戴礼记》删削而成的。又据洪业先生考证，刘向《别录》中并没有关于《小戴礼记》四十九篇的记载，而且，《礼记·乐记》中自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以下三百字，与《礼记·祭义》中的一段几乎全同;《王制》篇“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以下约四百字，与《内则》篇一段颇相同。至于零碎文句在各篇中彼此相同者，更是不胜枚举。可见，《经典释文叙录》关于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去其繁重”而成《礼记》之说也不可凭信。沈钦韩指出，大、小戴为武帝、宣帝时人，刘向校书则晚在成帝时，大、小戴怎能预删刘向所校之书?“又大小戴并授一师，同议石渠，圣又何暇取大戴书而删之?现行《大戴记》与《礼记》重复甚多，则不出大戴明矣”(《汉书疏证》)。钱大昕等学者也都不信小戴删大戴之说。
据《汉书》的《儒林传》、《艺文志》记载，大戴和小戴所传承的 《礼》是 《士礼》，即后来的 《仪礼》，与所谓的《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不是一回事。小戴所传的 《士礼》，属今文经，东汉称之为《今礼》，倘若小戴在所传《士礼》之外另有《礼记》作为补充，则其《记》也应从今文，而不是从古文。但是，用《仪礼》郑注所引的今古文与《礼记》对照，可以发现《礼记》用古文之处很多，如《仪礼·士冠礼》末段之记，又见于《礼记·郊特牲》，而《郊特牲》所载与古文完全相同。如果《礼记》真由小戴所辑，就很难解释这种现象。
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很可能是东汉中期形成的两种最权威的本子。洪业先生认为，许慎《五经异义》引 《礼记》时，既不称“戴德、戴圣”，也不称“大戴、小戴”，而是称“《礼戴》”或“《大戴记》”，因此，很可能是先有 《礼戴记》，然后才有《大戴记》。后者所辑之记较前者为多，故以“大”字别之，“《大戴礼》”犹 “ 《增广戴礼》”之意。
《礼记》各篇不成于一人之手，其年代先后不一。孔颖达《礼记正义》说：“《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中庸》是子思汲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撰”。郑玄说“《月令》是吕不韦所撰”，卢植说“《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云云。各篇作者，大多不可考，年代也难以确指，但多数是汉儒的作品似无可疑。
《礼记》的篇数，也是颇有纠葛的问题。据《隋书·经籍志》：“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记之，时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八十四篇。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此说不知所本。据此，则《礼记》本为四十六篇，后由马融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而为四十九篇，但此说也颇有问题。《后汉书·桥元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文中的“仁”即桥仁，也就是班固所说的受《礼》于小戴的梁人桥季卿。由此可见，当时通行的本子已是四十九篇，而不是四十六篇。又据孔颖达《礼记疏》引，“《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孔颖达在《礼记》四十九篇之首，都要引《郑目录》之文，而《郑目录》对每一篇在刘向 《别录》中属于某门，都一一记载，如《月令目录》云： “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云： “此于《别录》属《乐记》。”可见，这三篇在刘向《别录》中都有，不可能是马融所增。郑玄是马融的弟子，如果这三篇真是马融所增，郑玄不可能不知道。马融所传之《礼》是《周礼》，而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来传其学的，是刘祐、高诱、郑玄、卢植等，与马融无关，马融怎会越俎代庖，凭空对小戴记增加三篇文字呢?因此，四十九篇实际上就是小戴的原书。
《礼记》四十九篇的编次比较杂乱，据郑玄《三礼目录》，刘向《别录》曾将《礼记》各篇按内容分为八类：①“通论”十六篇：《檀弓》上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 ② “制度”五篇： 《曲礼》上下、《王制》、《礼器》、《少仪》; ③ “明堂阴阳”二篇： 《月令》、《明堂位》;④“丧服”十二篇：《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⑤“子法”二篇：《文王世子》、《内则》;⑥“祭祀”四篇：《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 ⑦“吉事”七篇： 《投壶》、《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⑧“乐记”一篇：《乐记》。后来的学者也有按各自的理解对《礼记》作分类的，如郑玄的门人孙炎曾作《礼记类钞》，试图使之依类相从。唐魏徵曾作《礼类》，按《礼记》各篇的内容，重新加以归类。朱熹作 《仪礼经传通解》时，将《礼记》分属于 《仪礼》各篇之下。梁启超《礼记解题》则将《礼记》四十九篇分成五类： ①通论礼义或学术者： 《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②解释《仪礼》的专篇： 《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③记孔子言行或后学杂事者： 《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檀弓》、《曾子问》等;④记述古制者：《王制》、《曲礼》、《玉藻》、《名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闲传》、《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 ⑤记述古代格言者，散见于《曲礼》、《少仪》、《儒行》等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