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梦惊觉—近代儒学·章太炎的建树

蜚声中外的近代文化巨匠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出生在浙江余杭县的仓前乡。

少年时代的章太炎，一开始接受的就是汉学启蒙教育。他先随外祖父四年课读，继又从长他十六岁的兄长处“明闻说经门径”，在其导引下刻苦攻读了像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顾炎武《音学五书》等一批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权威性著作，由此初窥步入汉学堂奥的途径。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他师从著名经学大师俞樾，在杭州西子湖畔诂经精舍中度过了青年时代的岁月。俞樾治经，遵循乾嘉学者重在研究声音文字的旧则，兼取道咸学者寻求微言大义的长处。在诸子学研究方面，他的成就非常突出，《诸子平议》一书享有盛誉。在名师指授下，章太炎奠定了坚实的学问基础，成为一名在研治“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和“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方面首屈一指的高材生。 在学期间，他所撰写的《春秋左传读》表现了明显的经古文学的倾向，《膏兰室札记》对周秦两汉诸子的诠释考辨也取得了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就这样，这位以“枚叔”为字的青年汉学家赢得了学术界的注意。人们称他为“治经甚精”而又通“经世之理”的“真通经术者”，“为治经家雪耻，专于枚叔是望矣”，“经学文章，今日江浙实无其敌”。以上月旦之评，续见于戊戌前后二、三年间，统统出诸佯狂素著的宋恕之口(胡珠生辑《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资料》)，可见青年章太炎予人印象之深。

正当章太炎在宁静的书斋中专心求学之时，日益沉沦的中国社会以中日甲午战争为契机，跌入更加危迫的境地。青年章太炎耳之所接，目之所及，除却案头高高堆迭的古代经籍，就莫过于怵目惊心的列强侵略、屈辱条约和充斥耳目的富强之计、格致之学这类“窗外事”了。尘封蠹蚀的三坟五典引导他走传统学者一意治经的道路，狂暴袭来的欧风美雨又刺激他关心国事留意时务。用俞樾的话来说，知识分子在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做攻古籍、“法先王”的“孟子之徒”，就是做就西学、“法后王”的“荀子之徒”(俞樾《诂经精舍课艺第八集序》，)。动荡的时代一下子就把章太炎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东方的古圣和西方的近贤都在对这位绝意仕进而又好学深思的青年学者招手微笑。

风雨如磐的时代像一个巨大无比的磁场，在其强大感应之下，那些被发掘出来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矿藏，几乎无一例外地释放出超常的能量，闪现出异样的光芒。当康有为革新今文经学，以惊世骇俗的儒家文化异端面貌现世之时，章太炎则执守乾嘉学派的家法，努力敷陈传统的古文经学之说。因此，在戊戌之前，彼此在今、古文学派上颇多争歧。如康把包括《左传》在内的全部古文经都说成为刘歆伪造，章则力辩并非伪造，且自言私淑刘歆，康欲创立孔教，自为教主，章则反对建立孔教，且在康门弟子面前直斥其妄，引起康门弟子强烈不满，至于挥拳相向。尽管双方在学术上形如冰炭，但在政治上彼此又共持变革现实的立场。“以革政挽革命”的考虑，使章太炎不但在政治上同情并支持康有为，还在学术上作出若干调和性的让步。在当时所写的文章中，他附和过今文学家关于孔子借助《春秋》“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一类说法，也援引今文经学的流行说法，如借用公羊家大一统、通三统的理论来论证维新变法的合理性。戊戌政变后，守旧人物对逃亡海外的康、梁大肆攻击。当时自身也在逃亡困境之中的章太炎公开宣称自己与康有为“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章太炎《〈康氏复书〉识语》)。为调和双方在政、学方面的分歧，章太炎设计了一个“客帝”的折中方案。该方案的中心内容有二：一为尊孔子的后代为“支那之共主”;二为请光绪皇帝“引咎降名，以方伯自处”，身分犹如向欧美诸国礼聘而来佐理政务的“客卿”，因其实际主持政务，故名为“客帝”。(参见章太炎《客帝论》)

章太炎像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后，在迅速发展的形势面前，康、章步幅和方向明显不一，由此造成思想政治的分道扬镳。章太炎毅然剪去辫发，作书《谢本师》，以明反满之志，径自高举排满革命的旗帜。康有为在政治上坚持保皇，在思想文化上继续倡导设立孔教。这样，不但梁启超与之大异其趣，更引发章太炎与之展开一场思想文化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