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研究·“外史倾向”

随着内史研究日益完备深入，在这一方向获取重大成果的可能性明显变小，因为前贤已将基本格局和主要框架构建完毕，后人能做的大部分只是添砖加瓦型的课题。此时一些国内外因素适逢其会，使中国的天文学史研究出现了新趋势。

一方面，“文革”结束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研究生进入科学史领域，他们接受专业训练期间的时代风云，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中间某些人的专业兴趣有了影响——他们往往不喜欢远绍乾嘉余绪的风格，又不满足于仅做一些添砖加瓦型的课题，因而创新之心甚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国内科学史界从封闭状态中走出来，了解到在国际上一种新趋势已经兴起。这种新趋势可简称为科学史研究中的“外史倾向”，即转换视角，更多地注意科学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并着意在科学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影响方面发掘研究课题。举例来说，1990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六届中国科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安排了三组大会报告，前两组的主题分别是“古代中国天文数学与社会及政治之关系”和“古代中国医学的社会组织”，这无疑是“外史倾向”得到强调和提倡的表现。

其实科学史的外史研究在本世纪上半叶就有在西方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乔治·萨顿大力倡导，他认为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之间架起桥梁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任务”，而他选定的理想桥梁正是科学史。他的这种预见与下述事实有关，即随着科学史研究日益深入，许多问题在拘泥于纯内史研究的格局中已经无法获得解决。

以上因素的同时交会触发了新的动向。进入九十年代，作为在中国科学史领域进行外史研究的首次重大尝试，出版了《天学真原》一书。此书主要是考察天文—星占—历法之学在古代中国的社会地位、学科性质和文化功能。这是以往从未正面处理过的课题。此书问世之后，受到国内和海外、同辈和前辈同行的普遍好评。事实上，还在此书的内部征求意见版问世之后，就引发了一系列“外史倾向”的研究课题，其中包括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并波及数学史等分支领域。有人认为《天学真原》一书“标志着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之新纪元”，未免溢美于个人;但此书在这一领域被广泛接受这一事实，确实表明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中 “外史倾向”的新阶段已经开始到来。

在“外史倾向”影响下。关于古代中外天文学的交流与比较也日益引人注目。令人稍感奇怪的是，以往这方面的绝大部份研究成果来自西方和日本汉学家，中国学者偶有较重要的成果 (如郭沫若《释干支》长文，考论上古中国天文学与巴比伦之关系)，也多不出于专业天文学史研究者之手。这种情形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才有较明显的改观，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明末耶稣会教士在华传播的西方天文学及其溯源、中古时期巴比伦、印度、埃及天文学与中土的关系、元代中亚伊斯兰天文学与中国天文学之间的交流等方面的论文。这在相当程度上与对外开放后比较容易获得西方史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