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学·现代礼法学研究·港台礼法学研究

港台对儒家礼法学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其成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儒学研究，包括港台现代新儒家的著作; 二是法学研究，主要为法史学的著作。港台学者大多有留洋的经历，外语较好，能迅速吸取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进行多角度的中西比较研究，但其中，亦有简单比附之弊。此其特点之一。特点之二，港台学术思想比较开放，各抒己见，不拘一格，新人耳目，但其中流为浅者，亦好作惊人极端之句，勇猛有余而严谨不足。特点之三，港台是现代新儒家的大本营，对儒家学说，包括其礼法学的评价一般比大陆为高，但总体说来，似乎对儒家的心性之学研究得多且深，而于儒学的政治价值注重不够。其中也有不少著作，一再肯定儒家之学是宗教或人文宗教，而作深入的分析论证稍嫌不足，且由于定其为宗教，对其政治法律功能自然关注不够。

现将港台地区研究和涉及礼法学的一些著作介绍如下：

①《中国法制史》，林咏荣著，(台)1960年版。著者认为，就中国法制的形成而言，礼法同源。“礼乃起于群，成于俗;法乃出于礼，偏于刑”。初民社会，人类为求生存，势必合群，“群的生活习惯所形成之范式，即为礼，……在许多生活范式之中较为重要之事项，由于群之领导者以公约方式强制群之构成分子必须遵行者，即为法”。关于中国法制的本质，作者举出了三点：“法律与道德混同”，“法律与命令相等”，“公法与私法合一”。书中指出，“ ‘礼’乃道德在生活上之实践”。所以，作者所谓之“法律与道德相混同”，实际也就是礼法混合为一。作者说：中国法制中，法律以道德为根基，而道德又以六经为准据，所以经义的效力，往往等于法律，或且高于法律。古代法典的编制，偏重刑典。律与令的内容，大部分为刑事法，小部分为行政法。“盖吾国国民素重礼义，户婚钱债田土大抵皆认为私人细故，不足重视，多让诸礼教所形成之习惯为之支配”。

②《中国法制史概要》，陈顾远著，(台)三民书局，1963年版。陈先生曾于1934年著 《中国法制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三十多年后，作者已不能满足于那本书，才有著一部五卷本中国法制史的构想，然因公务、课务等不能排除，未遂所愿。这部《概要》系三民书店约稿。《概要》的第三编“后论”中有专章讨论“礼刑合一”。作者称：“礼”“实为一切规范之总称，有劝人为善之道德律，有出礼入刑之社会律，有安邦治国之政事律”。认为：“礼肇于‘俗’而生于 ‘祭’”，“礼别于 ‘仪’ 而归于 ‘法’。”指出：礼是“广义之法”，“律亦受其支配也”。

③《中国法制史概要》，张金鉴著，(台)正中书店，1973年版。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侧重于刑法，“而刑罚者实始于兵终于礼”。并指出：“礼为政本，法以辅之，这是中国法治的一贯精神。”

④《先秦法律思想与自然法》，耿云卿著，(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作者征引著名法学家梅仲协先生的话：“儒家常称自然法为礼”，认为儒家的礼就是西方的自然法，并作了一番论证。

⑤《法律思想研究》，何孝元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作者认为，法家与儒家的不同，“系在礼与法的关系”，而“人治与法治，”亦属儒法两家主要争点之一。作者十分肯定地说： “儒家素主自然法”。

⑥《中国法律与法治思想》，王沽卿著，1982年版。作者认为，礼是自然法则。“礼为本于人性之自然秩序，为人类之自然法则，一切行为之规范”。书中还指出，孔子力倡“以礼治国”、“为政以德”、“为政在人”，但“非谓为政不需法度，惟于法度之外，更重视推行法度之人而已”。

⑦《孔子思辨方法评论》，谭宇权著，(台)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书中设有“孔子的法律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等章。作者说，“礼”，“实包含了整个孔子所谓的：包含五伦关系的礼，也包含了当时的国际法。并且由于这些礼法，具有法律的性质，所以所谓 ‘礼’，即当时维护社会秩序的 ‘不成文’法律”。作者认为，“孔子的思想确实是根源于古代的礼法制度，然后才建立起来的”;“孔子主张的法律是具有实质道德意义的礼法，或者是专指合乎‘伦理’的礼法”; “孔子法律思想的特质为 ‘仁’ ……”是“‘仁’的礼法”。

⑧《孔孟老庄思想的平等精神》，傅武光著，(台)文津出版社，1990年。作者认为，儒家的法律思想“以自然法为主，实证法为辅”。“礼，泛指以仁、义、敬、让等为内容的有形无形的行为规范。都相当于现代所说的 ‘自然法’。”

⑨《荀子思想体系》，姜尚贤，(台)复文图书出版社，1990年增订版。作者认为，荀子 “弘扬道统”，“给儒家划出一个新的纪元”，“荀子学说的中心思想便是礼义”。荀子的礼治思想与孔孟不尽相同，“孔孟所说的礼治是偏于律己的，是重视内心的自觉，而荀子所说的礼治是偏于治人的，是重视外形的制裁”。荀子的礼治思想是过渡到法家的法治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