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孔孟荀)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接受法家李斯的建议，焚诗书、坑术士。汉初，黄老思想是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学术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但是儒家思想并没有放弃生存和发展。秦王朝的灭亡，给汉初黄老思想的统治开辟了道路，但同时也为儒家思想的复起，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会。汉初儒家复起的代表人物;是陆贾、贾谊、韩婴等人。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德治，批判法家片面崇尚法治和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而同时又吸收融合法家和黄老思想，表现出汉代儒法和儒道既排斥斗争，又相互吸收、融合的历史特点。

陆贾《新语》的基本内容和性质是政论，由总结历史经验，主要是秦代统治和灭亡的经验教训，而提出治国应该遵循的方针和理想。在《新语》中，他从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两方面，论证仁义是政治的根本，有为是为政所必须。他说：“《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道术”是天地人三者相互结合而成的。天的作用是生，地的作用是养，人的作用在于以有为成就万物，完成天地自然的功德。人的功德依靠什么?依靠仁义。圣人能在认识上有超凡的能力，在事业上成就非常的功业，是因为圣人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能“怀仁仗义”。历史上一切圣哲明王，如虞舜、周公，他们能使天下大治，都是实行仁义德化的结果。而秦代的灭亡，就是由于废弃仁义，片面崇尚法治。陆贾并不完全否定法治的作用，但认为法治只能作为仁义的调剂和补充。这种融合了法治和法家思想的德治思想，陆贾称之为“中和”。陆贾希望有一个无为而治的“至德之世”，但这个至德之世是实行儒家礼义之治的，它是孔子“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庶人不议”，“必也使无讼乎”的社会理想的实现。他向社会宣传这种理想，使儒家的社会理想重新树立于经过严酷法治浩劫之后的社会之上，这虽然是空想，但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和陆贾一样，贾谊思想的基本点是攻守异术，认为在兼并进取的时候，法术诈力是必要的，但统一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就应该改弦更张，施仁心，行仁政，以仁义为本。他认为权势法制和仁义德教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两者不可偏废。但手段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也可以随时收起不用，这就既和申、商、韩非的法家有了区别，也和孔孟的思想有重大区别。申、商、韩非片面强调法治，认为仁义和法治、爱和利是矛盾的，法制权势，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孔孟则把道德和功利对立起来，认为道德仁义不能包含功利的目的。贾谊则把两者统一起来，提出“亲爱利子谓之慈，反慈为嚚。……爱利出中谓之忠，反忠为倍”。认为爱和利是对立统一、相互结合、不可偏废的。所以贾谊所表现的是荀子融合儒法为一的新儒家思想的特点。

韩婴是汉初的大儒。他是学者，不是政治家。他的思想集中在他论《诗》的著作《韩诗外传》里。和陆贾、贾谊一样，韩婴对秦的苛政暴刑进行严厉的批判，认为秦代速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他强调儒家仁义礼乐对于治理国家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人性论方面，韩婴的主导思想是孟子性善的思想。他说“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但他同时又发挥荀子的人性观点，强调“防邪禁佚，调和心志”，以化性起伪。在天人关系上，韩婴肯定了荀子的无神论和天人相分的思想。总之，在汉初儒学中，荀子的影响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其表现形式是儒法融合，以法家的精神理解儒家的仁义礼制，或在儒家思想中渗透以法家的思想和观点。

汉代儒学发展到董仲舒始获得一严密系统的理论体系。他的思想主要见于“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一书中。前者本着儒家的德治主义，从上天降命、天人相应、灾异符瑞、阴阳四时谈起，而推到兴礼乐、设学校、行教化，任德不任刑、养士尊贤，才可以泽及群生，而成为一个行德政的圣王。《春秋繁露》一书可分为三部分：一是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二是谈天人合一说，亦即发挥“天人相与”——以人应天之观念。三是论当时的礼制或因山川起兴之作。在“天人之策”第三策中，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此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儒家神学化而成为汉代官方统治哲学。儒家经典的地位也随之被抬高，尊称为“经”。汉朝立五经博士，博士与弟子讲习经书，从而形成了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