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梦惊觉—近代儒学·旧邦维新—康、梁的意义·维新主将

仰望中国文化星空，那些耀眼的文化巨星固然使人赞叹不已，而那些互相辉映的双子巨星，更以其非凡的光芒使人流连不尽。在古代，孔孟、李杜、程朱、陆王足为代表，进入近代，则龚魏并名于前，康梁称美于后。这些因思想志趣相同，或学业事功相近的朋友或师生，常常成为世所公认的最佳文化“拍档”。

梁启超像

梁启超(1873—1929)受业于康有为是近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素有“神童”之称的梁启超，十一岁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广州著名的学海堂读书，从事词章训诂方面的学习。十六岁考上举人，主考被他洋溢的才华所吸引，把自己待字闺中的妹妹许嫁给他。科场顺利，婚姻美满，少年得意，前程似锦。如果梁启超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的一生经历也许就是另一番模样了。但是1890年赴京会试失败，归来时途经上海，他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一书，“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这同十六年前康有为从这一“西学”启蒙教材中开拓眼界，既是历史的巧合，又是历史的必然。有此前因，易生后缘。所以经学海堂同窗好友陈千秋(通甫)介绍，他很快对康有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产生浓厚兴趣。他曾用饱含感情的笔墨忆述初见康有为的情况：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三十自述》)

一方当头棒喝，一方强烈思想震颤的情景在此历历如绘。彻悟之后的梁启超决意舍弃旧日所学，拜倒康氏门下，从此与康有为结下终生难解的师生之缘、半生难分的同志之谊。康有为的思想熏陶，使他迅速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折入思想文化的新途。他协助校勘《新学伪经考》，参加撰写《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创办《万国公报》和组织强学会，他都积极奔走呼号。从此，仕宦途中少了一名风尘仆仆的奔竞者，救国道上多了一名孜孜不倦的宣传家。

在戊戌时期，无论是政治运动或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康有为无疑是主帅是导师，梁启超则是其手下第一健将。他的功绩主要在于弘扬发挥乃师思想主张。康有为的名字及其变法思想理论因此突现其中，而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名声噪起，见重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党人列传》)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经由日文书籍，他广泛涉猎近代西方思想学说，思想观念的更新变迁极快。康有为去国之后，虽也遍游东西十余国，但在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方面均无重大变化。师生之间在政治上虽还保持合作，但在思想文化上的分歧却越来越大，几经离合弥缝，终于各行其道，分道扬镳了。

双方的歧见集中反映在如何对待儒家本祖孔子问题上。康有为坚持尊孔保教，梁启超则公开表示反对。他自称与“数年前之论相反对”，力言尊孔保教之非。“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他历数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独尊儒家的结果只是造成中国思想文化的长期窒息。历代儒家为争孔学正统而聚讼不休，“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结果真正的孔子被弄得面目全非。于是孔子一忽儿变为董仲舒、何休，一忽儿又变为马融、郑玄，一忽儿变为韩愈、欧阳修，一忽儿又变为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历代托孔自尊之举，徒然造成“束缚国民思想”的严重后果。接着，梁启超笔锋一转，直指尚在苦苦保教的乃师：“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斯亦不可以已乎!抑今日之言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近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对于这一思想文化上的根本分歧，梁启超事后回顾道：“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合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对此分歧的焦点，梁启超则归之为思想自由问题：“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此病根不除，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清代学术概论》)

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祭坛上，不断有人从西方窃得火种前来致献。这些接引使者所用的方法不尽相同。要是说在梁启超那一代，康有为小心地把火种引燃在古朴的今文经学“三统”、“三世”的烛台上，严复用典雅的桐城文笔蘸汲来了焰赫一世的《天演论》，章太炎以高古的魏晋文章捆缚装载来了驳杂的新理新说。那么，梁启超在这里便凭借自己特具魔力的笔触，更加广泛地把西学输载国中。下面是一张内容驳杂的论著清单，它们统统出诸1902年梁启超之手：除了政治文章外，关于学术方面者，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新史学》;其介绍西方学说者，有《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泰斗边心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和《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所为名人传记，有《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其言地理者，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文艺作品除《新中国未来记》外，有《世界末日记》、《新罗马传奇》和《侠情记》等。

这么多新鲜知识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无论是对那些因废科举失却帖括的依傍而又思邀新的进身之阶的旧士子，还是对那些受过若干维新洗礼的新人物，他都为之展现了一个具有很大吸引力的知识绿洲。这几乎是必然的：当知识界渴求一位发踪指示、引导他们走出茫茫大漠的导师时，梁启超适时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思想界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使梁氏居然能凭借日后看来是如此浅不足道的西学ABC，俨然担当起先知摩西的角色。

对于以上所为功过，梁启超曾有一段自我评价。他自承积极引进新学说，在思想文化界有其不可忽视的破坏力，而又因为介绍新学说之粗率浅薄，难有建设之功：“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清代学术概论》)

应该说，这一评价是平实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