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哲学·儒学与中国哲学的认识论·知行观

儒家的知行观探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侧重于研究知和行二者有没有先后，如果有先后，那么知行孰先孰后。孔子的知行学说存在着矛盾。《论语·季氏》载孔子语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他认为认识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生而知之”，一种是“学而知之”，而前者高出于后者。孔子本人自称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孔子在学习方法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例如他提倡多见多闻，择善而从;主张以“一以贯之”的原则将所见所闻贯通起来;他强调学思结合，反对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在知行两个方面，孔子更强调行。孔子的知行观被儒家后学向不同的方向发挥。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生而知之说”，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良知良能是先天的道德和才能，这是天赋，认识的途径就是通过“尽心”亦即内心的反省，来认识自己的本性，最后达到“知天”。无疑这种知行观过分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子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而知之”的学说。他肯定人的认识能力，五官获得印象，心则辨而知之。荀子认为行比知更为重要，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他故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荀子·儒效》)荀子所说的从“闻之”、“见之”到“知之”“行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间接知识、直接知识到理性认识再付之实践的过程，这种认识论是正确的。汉儒董仲舒继承孔子的“生而知之说”和孟子的“尽心”、“知天”说，认为人们的认识任务就是“察身以知天”，通过反省内求、体察自身而体认天意。这是一种神秘的认识论。唐代儒家代表人物李翱为了倡导去情复性，主张以直觉来代替感觉和思维，他说：“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复性书·中》，《李文公集》卷二)这是说人的认识本来就没有思虑，完全脱离动和静，最高的知既排除感觉经验又排除理性思维，是一种神秘的直觉。宋儒张载将知区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见闻之知”是通过接触事物而得到的感性知识，“德性所知”是关于天道与性的认识，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世界规律、宇宙整体的知识。这两种知识的学说，接近于把认识区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在认识论发展史上意义极大。理学家程颢认为人的感觉经验是有限的，而心则具有普遍的知识，认识的来源在于内心，求知就是从心上求。从心上反省内求，就可以认识天之本性，这叫做“以心知天”。程颐强调“格物致知”，“格”是“至”的意思，致知就是穷理。程颐提出先知后行的观点：“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饥而不食鸟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为不善，只是不知。”知行二者之中，知先于行，知是行的先导。程颐进一步指出行难知亦难，而且知比行更难。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思想，他为《礼记·大学》“格物致知”的阙文作了一段补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万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大学章句》)朱熹一方面强调深究天下万物之理，深入认识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又主张通过对天下万物之理的认识来反省内求，提高心的自我认识水平，这是将认识论与道德论统一起来。明儒王守仁认为知行两者不可分离，同时并进，知是行的主导，行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知行是一个工夫，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在行在，行在知在。他反对知先行后之说，提出行而后知的观点。他还进一步以知为行，这实际上又取消了行。王夫之认为知行互相渗透，行是知的来源，知必须通过行才能发挥作用，行可以体现出知的效果，人们求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行。他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尚书引义》卷三，《说命中二》)又说：“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读四书大全说》卷六，《论语·卫灵公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践高于认识。王夫之反对程朱学派“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行比知更难。王夫之这些理论对此前知行观作了批判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