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孟子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文学观·孟子强调文学功用及文学创作欣赏与道德的联系

原始儒家尊师孔子，因此，孔子的文学肯定论，对战国儒家影响，是决定性的。

战国儒家，继承了孔子的文学肯定论，他们以孔子及六经的精神，建立其文学观。他们强调文学对社会所起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同时，也注意到了文学的内容、文学创作及欣赏等美学问题。这其中尤以孟子的观点为有系统性。《孟子·告子上》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认为理义与味、声、色一样具有审美价值，可以引起人们的普遍必然的愉快，即认为人格精神也能成为审美对象。而《孟子·离娄上》又说“乐之实”为乐仁与义，“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这表明孟子以艺术的产生根源在仁义二者。孟子称“圣人”之得我心，强调仁之与义，表现出了对孔子及其主张的敬重。孟子对心之理义的美感价值的发掘，是对个体人格美的张扬。

孟子在善、美等问题上，表现出了对个体人格美的重视。《孟子·尽心下》云：“浩生不害问曰： ‘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 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在对乐正子之人格进行评价的时候，提到了善、信、美、大、圣、神诸概念。赵岐注谓：“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为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有之于己，乃谓人有之，是为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实善信，使之不虚，是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实善信而宣扬之，使有光辉，是为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为圣人;有圣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为神人。人有是六等，乐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孟子注疏》)要而言之，善、信、美、大、圣、神诸人虽有差等，但皆以仁义之原则为根据。在六种等级的递进中，高等级包容低等级，即“美”之中含有“善”、“信”，而美之上的大、圣、神，又表明了孟子更高的审美理想。“大”标志着美的充实，而又比美更具光辉，更具磅礴的气势;“圣”标志着以仁义化人;“神”则意味着个体人格的丰富深厚。孟子的美学观，实际就是由善、信、美、大、圣、神六者结合而成的。孟子虽未专门论及文学之美，而其美学观，必然代表着他对文学美的追求。

孟子强调耳、目、口、心、圣人与我的同一，即肯定美感的共同性、普遍性、绝对性，这代表着一种对一致、和谐、统一的追求。这不同于道家之强调差异、对立、矛盾、而揭示是与非、美与丑、大与小等审美范畴的不确定性、相对性、差异性。正因此，孟子注重审美活动的社会性，《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说齐宣王，以为“与众乐”比之“与少乐”乐，所以要“与民同乐”。这个观点除却其民主精神之外，实也包括了艺术美大众化、社会化的要求。

孟子关于言辞、风格以及读诗、书等文学欣赏活动，强调其功用及与道德的联系。《孟子·公孙丑上》载：“‘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以“养气”、“知言”自许，“气”虽然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存在，但与“言”一样，都是孟子所谓人格修养的内容之一。养浩然之气，即在人格修养中表现出一种善的正气;知言则强调言辞与人格的一种联系，《论语· 尧曰》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言辞与人格是紧密相联系的，诐辞、淫辞、邪辞、遁辞，都是不同处境的人个性的体现。孟子认为言辞对于政事影响至大，诐辞、淫辞、邪辞、遁辞生于人心，而害政事。浩然之气可以培养勇气，若有不善之行，则必气馁。孟子“养气”、“知言”的观点，是孔子“尽善尽美”，注重文学功用思想的补充。而关于言辞与个性人格的联系之论点，强调了言辞风格所存在的个性，与孔子之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之观点一脉相承，却更见具体化、深入化。

孟子在论及理解诗歌，以及尚友之道理时，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观点。《孟子·万章上》载：“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 ‘是诗也，非是之谓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孓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文采与言辞，言辞与意旨，在具体作品中并不见得是统一的，所以，“解说诗歌，不要抓住其中片言只语而望文生意，也不应对某些艺术性夸张修饰作机械理解，必须领会全篇的精神实质，加上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探索作者的志趣倾向”(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第三章)。一个作品的创作，渗透作者的个性，以及形成此个性的时代氛围，所以，正确地掌握一个作品，必须联系作者的生平境遇、时代环境。“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是评论文学作品时相辅相成、统一的一个原则，“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王国维《玉溪生年谱会笺序》)，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主张的提出，标志着孟子对文学的艺术创作手法的理解，以及对文学之个性及时代风貌的肯定

孟子把孔子所作之《春秋》与《诗》并列，都视为一种创作。《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滕文公下》称孔子作《春秋》是缘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取古史《乘》、《梼杌》、《鲁春秋》等“义”，继《诗》而起，担负起“天子之事”，即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因此，“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称述孔子作《春秋》所蕴含的是与《诗经》的作者同样具有的那种社会责任感，而他自己也以天下为己任，有一种强烈的拯救现实社会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