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清初传统金石学的复兴和清末的鼎盛·孙诒让等学者把金石学研究推向了高峰
清朝末年，金石学资料，特别是青铜器的收藏日富和出版金石著作的日益增多，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资料。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著作，除前面我们已经述及者外，还出版有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二册(道光十九年，1839年)，收入铜器60件; 刘喜海《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卷(道光十八年，1838年)及刘氏《长安获古编》二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收入铜器等共121件; 吴荣光《筠清馆金文》五卷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自刻本)，收入铜器267件。如此等等，等等。这一时期出版的金石著作，当以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和方浚益的《缀遗斋彝器考释》等最为重要。关于此，我们已在前文叙述过。
虽然这一时期的金石学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一些著录书“所附的考释间有对典章制度或名物训诂有所考订，但不可信的居多。其最大的收获，当在对铜器真伪的鉴别”方面。而“在文字与历史考证上收获最大的，是吴大澂与孙诒让二人。从此以后，金文的研究方慢慢走上科学的途径。尤其在文字研究上的收获，《说文古籀补》与《名原》两部书，可以算是划时代的作品”(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31页)，代表了这一时期金石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1.吴大澂的研究为传统金石学作了总结
做为金石学家，吴大澂出版了多部金石著录。诸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一卷(光绪十一年，1885年自刻本)，共收铜器136件。《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册(1918年)收入铜器1029件。《愙斋集古录释文剩稿》一卷(1919年)、《十六金符斋印存》三十册(光绪十二年，1886年钤印本)、《续百家姓印谱》一卷(罗氏石印本)、《周秦两汉名人印考》一册(罗氏石印本)等。此外，还有《古玉图考》二册(光绪十五年，1889年摹刻本)、《愙斋专瓦录》一卷 (1919年西泠印社石印本)等，为金石资料的积累和刊布作出了很大贡献。与此同时，吴大澂还出版了专门的金石学研究著作，诸如《吴愙斋尺读》一册、《权衡度量实验考》等和文字学著作《说文古籀补》十四卷、附录一卷(光绪十年，1884年写刻本)等等，在金石文字之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吴大澂“以古权衡度量，书缺无征，惟所见古器中尚存梗概”，所以写成《权衡度量实验考》一卷。但因“付刻未竣，旋即病歾，仅存上册”(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上卷)，故此书只完成权、度二篇，而量篇未成。他用玉器、古钱币等校量周、汉及清代工部尺，并用出土秦权校量量的轻重。虽然因资料所限，他所定的尺并不一定精确，“但这种尝试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顾颉刚： 《当代中国史学》，第32页);吴大澂的《古玉图考》，不仅公布了一批资料，而且以《周礼》等古籍为依据，探讨古代的瑞玉制度。虽然此书的考证“由于勉强比附经书中的有关记载，有很大穿凿附会成分”(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上卷)，但他的探索，还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吴大澂最大的成就，是他的《说文古籀补》十四卷于光绪十年(1884)刊出。吴大澂不仅是一位勤于著录的金石学家，而且他还“工篆籀，研究古文，几忘寝馈。每释一字，皆能追造字之源”，又是位有很高造诣的古文字学家。吴大澂“取古彝器文，择其显而易明，视而可识，约三千五百字，依《说文》部目汇录成编”，这就是《说文古籀补》一书的纂成。吴氏在《说文古籀补》书中，把收集到的铜器铭文、石鼓、古币、古玺、古陶上的古文字，都注明出处，并“参以故训，附申己意”，力图订正《说文》的阙误，探讨文字的源流。至于一些“其旧释有可从而未尽信，己意有所见而未为定论者，别为附录一卷”，对文字的考释坚持科学态度。他还把多年积累的心得，著《字说》一卷，也在光绪十年(1884)刊出。此书“足正宋人王俅、薛尚功之误”。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等古文字研究著作，“言金文者视为导师”(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上卷)。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的古文字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吴大澂的著作，代表了清末金石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为传统金石学作了总结。
2.孙诒让的古文字研究开了古器物学研究的先河
孙诒让知识渊博，著述宏富，是我国清朝末年著名的汉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孙诒让自幼熟读经史，具有深厚的汉学基础。他曾在南京逗留，常与当时一批著名的汉学家切磋学问，释难解疑，从而使他的学识能融汇贯通，在训诂、考据、校勘等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从而“把汉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重新放射出奇光异彩”(参见徐和雍：《论孙诒让》，《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其采集资料的广博，义例和条理的精密，都远远超过前人，是《周礼》研究的集大成作”(陈公柔：《孙诒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而他的另一部力著《墨子间诂》，不仅充分运用了传统的音韵、训诂和校雠等方法，而且还参考了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因而其成就超过了前人。“它的问世，一变《墨子》沉薶古奥、难以卒读的状况，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推动了墨学的复兴”(参见徐和雍： 《论孙诒让》)。
孙诒让涉猎广泛，不仅在经学和史学等方面的研究超过了前人，而且在金石学和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开一代之新风，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孙诒让在金石学方面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古籀拾遗》三卷，自刻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此书主要是校订《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和《筠清馆金石文字》等三书之误五、六十处而成。他的《宋政和礼器文字考》一书，自刻于光绪十七年(1891)，后收入《古籀拾遗》内。孙诒让《古籀余论》三卷，则校订《捃古录金文》一书105器之误，并对自己的误说也做了修订。
孙诒让更为重要的著作，是《名原》和《契文举例》二书。《名原》二卷，刻成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本书主要依据金文资料，并涉及石鼓文和一些甲骨文材料，探索文字的源流及演变的发展规律。由于此书的写作时距1899年甲骨文发现不久，而第一部甲骨著录书《铁云藏龟》在1903年才面世，因此《名原》所涉及的甲骨文字较少。但他的《契文举例》一书，则是甲骨学史上第一部考释文字的专著。《契文举例》成书于1904年，但直到1913年才在上海被发现，1917年才真正面世。《契文举例》一书，在《铁云藏龟》出版才仅仅一年，就能按甲骨文内容分为月日、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类等十项，“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此书与《名原》互为表里，考释古文字的一些方法，诸如以《说文》为证，以金文互证等等，“在孙氏《契文举例》中，基本上都应用上了。这就是《契文举例》可贵之所在”(萧艾： 《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以《名原》和《契文举例》为代表的孙诒让的古文字学研究，对后世的“最大贡献就是对不同时代的铭文作偏旁分析，借以追寻古文字的发展规律”。此外，他的金文研究，“不像吴大澂那样局限于形体，对训诂假借也很通达，使金文研究方法有很大的改进”(陈公柔： 《孙诒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澂和孙诒让的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研究，把自清初复兴的金石学研究推向了高峰。如果说，吴大澂以他的著录和研究为清代以来金石学的发展作了总结; 那么孙诒让的研究，即在总结金石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率先进行甲骨文字考释，则是为随着近代新史料大发现开始的“广义的金石学”——古器物学研究时期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