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统—理想“中国论”·道垂千古·天命与中庸

儒家“改道不改制”的理论基础是经孔子改造了的天命论及中庸之道。

孔子继承了传统的天命范畴，赋予其客观必然性和内在规律性的新意。他意识到社会的发展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论语·宪问》)自信“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孔子花费毕生精力研究总结出来的治世之道，是在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作了深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有许多内容具有一般规律性的意义。所以，北宋政治家赵普提出“半部《论语》治天下”并非完全是夸张之语。孔子的政治—伦理学说能够经久流传，与其思想的深刻性是分不开的。

孔子赋予天命以客观必然性和内在规律性的崭新含义，并把天命与社会发展规律联系起来的尝试，为儒家后学进一步研究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他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孟子· 离娄上》)“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 强为善而己矣。”(《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已经意识到，社会的发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的所作所为，都要受到“天”、“命”(这是孔孟对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模糊表述)的限制。从客观方面讲是“天”，以主观方面讲就是“命”。人们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创立功业，传之于子孙;或干预世事，影响社会发展，只能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尽心上》)。然而，孟子并没有把一切都归结为消极的宿命论。他把命区分为“正命”与“非正命”：“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同上)主张顺理而行，修身立命，并根据道德的需要对“命”进行取舍：对于声、色、嗅、味等不宜追求的事物，应该持乐天知命的旷达态度，不去强求;而对于仁、义、礼、智等应该追求的事物，则应置命于不顾，努力求其实现。孟子已经初步认识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矛盾性与统一性。

孔孟之后，荀子直接把“天命”理解为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战斗命题;王充的宿命论主张：“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其消极成分较多，但就其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言，这一思想又是深刻的。范缜、柳宗元、程朱陆王以及王夫之等，也都承认社会发展有一必然之“命”(或“势”)，这就为儒家道统的承继提供了可资依靠的理论基础。

作为儒家重要哲学范畴之一的中庸，与天命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既然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必然性、规律性的(虽然是通过“天命”这一范畴隐晦、曲折地表达出来的)，那未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学者就要努力掌握反映这一必然性、规律性的常道，并切实地遵守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提出了中庸范畴。他说：“中庸之谓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指中正;庸，指常道。中庸即既“不过”，又不“不及”(《论语·先进》：“过犹不及”)，用中为常道。用我们今天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要掌握一个“度”。为人处事，要把握度，不卑不亢，不冷不热;治理国家，要因时制宜，有所变革，但又要保持基本的原则，即周代的典章制度。所括“尊天法祖”、“亲亲”、“仁民”、“礼治”、“德政”等等。这一关于“度”的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它是中国哲学思维发展的重要成果。在事物量变范围内，反对“过”与“不及”，是保证事物正常发展的重要环节。应当说，这是孔子历史哲学中一个熠熠发光的亮点。当然，孔子没有谈到事物的质变、度的突破，这是他的辩证法思想中的一个缺陷，然而我们不能站在二十世纪的今天，用现代的眼光去要求古人作出尽善尽美的完整发现。任何新事物、新思想在其刚刚出现时，都是有缺陷的，其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量的积累过程。

由于学术界对春秋末期社会变动的性质认识不一(有人说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有人说是由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的过渡，笔者赞同后者)，人们对孔子的中庸学说在当时的历史作用评价大相径庭。但不管人们如何争议，孔子在坚守纲常名教这一中正之道的基础上损益结合、因革兼顾的历史观在事实上深为中国历代官方思想家所青睐，并为中国封建社会所接受。

汉代大儒董仲舒以孔子学说为基础，综合了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体系构架的“三统之变”历史观。他认为，“天”(阴阳五行)与人(王道政治)同为一体而互相感应，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遵循比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间相克(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的原则，不断地改朝换代，循环往复，但社会之“人道”—封建的道德，政治、教化、习俗等都与“天道”一样，永恒不变。“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北宋程颐解释中庸时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以天为本的道是完美无缺的，必须不折不扣、不偏不倚地坚决实行。只有在“失道”的时候，才应做些形式上、枝节上的变化，以纠正和弥补“道之失”。

最早把天命与中庸联系起来的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他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一章)认为天命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性，循性而行就是道，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达到中庸的境界，成为与天合一的有德之人就是教化。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儒学家们高度评价、不断弘扬。这里所讲的道，就是孔孟之道。继承儒家的道统，加强纲常伦理的教化，就是天命的要求。这样，孔孟之道的继承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