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融摄中变化日新·鸿儒的博大胸怀
孔子创立儒学的时候，他的视野是辽远的，胸怀是广阔的。
出身卑微、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孔子，从小就把发奋读书、勤学好问作为取得社会地位、出人头地，从而实现自己远大的抱负的途径。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活到老，学到老，终于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他在指导思想、学习方法等许多方面为其后学树立了心高志远、刻苦学习、博采众长、多才多艺的榜样，为儒学形成良好学风，融汇百家之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儒者在孔子行为的影响下，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
(1)广见博闻，以一事不知为耻。孔子主张多闻多见，择其善者而从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孔子十分珍重古代文化遗产，“敏以求之”。相传老子至鲁，孔子曾向他请教过礼。上至数千年前的唐尧、虞舜，下至春秋时期的管仲、乐毅，从政治、伦理、哲学、历史、诗歌、文学到音乐、数学、文博、骑马射箭等，几乎所有文化遗产都在孔子的研究、继承之列。
孔子不但掌握了礼、乐、射箭，赶车(御)、写字(书)、计算(数)等方面和知识和技术，而且通过系统的研究，融会贯通地掌握了《诗经》、《尚书》、《礼经》、《乐经》、《易经》、《春秋》等著作，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颇深的造诣，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者和思想家。
后世的儒家学者，差不多都继承了孔子的好学品德，以博学为荣，以无知为耻。先秦大儒荀子，对各家的思想都有继承。儒家的“隆礼”，法家的“重法”，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墨家“取实予名”的逻辑思想，在荀子学说中都有体现。
“汉代儒学皆经过荀子一派的直接传授，与先秦早期儒学相比，思想更为杂驳，儒学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理论形态，历史上有人把汉代的儒学称为‘新儒学’。”(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第6页)值得一提的是自称“鸿儒”的王充“淫读古文，甘闻异言”，学自儒家，又不拘于儒家，而是批判地吸取各家之长，“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在天命观、社会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等问题上，王充较多地继承了儒家的思想;在自然观上对黄老学派继承较多;在人生观上又“进与孔孟合务”而耻“与黄老同操”。在《论衡》中，王充把儒家知识分子分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四等：“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论衡·超奇》)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同上)。他轻视那些“徒能说经”的俗儒，高度赞扬那些“怀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博观览”、“善著作”的文儒，尤其是孟子、刘向、董仲舒、扬雄、桓谭、周长生等闻见广博，“有深指巨略”，能解决社会治乱和发展之难题，成为“世之金玉”的“鸿儒”。王充的整个思想体系，是批判继承以儒学为主的先秦诸子学说的结果。
至于张载、朱熹、王夫之等，更是对中国古代各家各派思想批判继承的典范。他们无所不学，泛滥于佛老之书，最后归于儒家经典。王夫之知识极其渊博，对儒学、经济、史学、文学、佛学、天文、历法、数学、地理无所不通。他的《老子衍》、《庄子通》等，是他批判继承道家思想的重要成果。
(2)择善而从，虚心向“蛮夷”学习。儒学对异域文化的批判吸收，主要体现在对佛教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的融摄上。东汉以后，佛教文化东渐，对儒学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和挑战，也为儒学的发展增加了新的活力。一些有远见的儒家学者，在对佛教文化辩证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统合儒释”的口号，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柳宗元《送僧浩初序》)。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也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了不少思辨精神和心性学说。华严宗和禅宗成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到了近代，清王朝陷入严重的困境。“海禁既开，西学东渐，始则炮舰，继则工艺，再则政制，步步日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虽然守旧派、顽固派仍以反对“用夷变夏”为理由拒绝接受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作为一种高势能的异质文化，与中国儒学相比，显示出巨大的反差，于是，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学表示出欢迎的态度。明代徐光启提出以基督教“易佛补儒”，会通西学，以求超胜的主张。他称赞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几何原本》译序)。李之藻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既有端绪，然后令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明史·徐光启传》)后来，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郑观应、沈寿康等提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等则借助于托古改制、“西学中源”说，宣传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的自由、民权、平等思想及其法律制度，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把人们的思想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3)和而不同，在批判中加以吸收。儒学对其他学派及外来之学的吸收，是以“和而不同”的哲学原则为基础的。“和”与“同”是古代一对哲学范畴。“和”指不同事物的和合，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同”指相同事物的相加，是无差别的统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即有道德的人用自己的正确意见去纠正不正确的意见，小人则盲目地随声附和。如忠于君，就要敢于教诲他;不要阳奉阴违地欺骗他，而要敢于当面触犯他(见《论语·宪问》)。在向别人学习时，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孔子“和而不同”的辩证眼光，成了儒家后学效法的榜样。荀子写了《非十二子》，对各家学说的“是”与“非”，“见”(独到见解)与“蔽”(片面性)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评判。既有批判，又有吸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又吸收了法家和阴阳家的一些观念。王充对孔孟极其尊崇，但又对他们的某些言论提出批评;吸取了道家的自然观，又批评了黄老的消极人生观。许多儒学大家，都注意吸取国内外不同学派的营养为丰富儒家的纲常名教理论服务。合则取，不合则舍。既有自己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学术宗旨，又有以此为评判标准的分析取舍。这样，就能在保持儒学特质的同时又能不断获取异质文化的有益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