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动态平衡—千古延续之谜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有其延续性，即文化发展的承传性。作为一个系统，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其固有的体系，有其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许多特点。由于各民族文化的时代背景、所处环境、历史条件及自身素质的不同，其发展的轨迹也各不相同。有的持久，有的短暂，有的一环接一环地连续发展，有的则出现某些间隔和跳跃。一些民族的文化兴盛发达起来，一些民族的文化腐朽衰颓下去，构成了世界文化波澜壮阔、流光溢彩的生动画卷。在这幅漫长的历史画卷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明，逶迤跌宕，高潮迭起，延续了二千年，成为世界古文明的奇观。

在人类的襁褓时期，我们这个星球上首先形成了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文明中心。埃及文化，在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埃及后即被希腊文化同化;巴比伦文化，因波斯人的侵占而中断;古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亦因日耳曼蛮族的入侵而消亡、中断;唯有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历经数千年沧桑，遭受无数次外敌入侵的严酷打击后，仍然保持着其特有的情致和韵味，一直延续下去，并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化大系。在被称作现代文化之“母文明”的七个古代文化(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密诺斯文明、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哈拉巴文明、中国文明)中，唯有中国文明一直延续到现在，生气勃勃，如日中天。中国文化的奥秘何在? 其巨大而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何处? 这一千古之谜，引起了海内外许多学者的深厚兴趣。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

从自然条件来看，中国处在一个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同埃及文化囿于尼罗河流域，巴比伦文化囿于两河流域相异，中华文化滋生地不是依托一个江河流域，而是拥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气候、土壤等地理格局颇相差异的大区段”。“至于岭南的珠江流域、闽南滨海地带、云贵高原、台湾、海南岛，更增添了这一回旋区间的丰富性和广阔性。中华文化延绵不辍，没有出现埃及、巴比伦等古文化那样的中绝现象，与这种地理形势大有关系”(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9页)。具有特别完备的“地理隔绝机制”和相互补偿的辽阔幅员，这是统一、独立的中华文化系统得以连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由于小规模的土地经营难以形成新的生产力，封建官僚机构的沉重贡赋迫使农民耕织结合，重农抑商的政策压抑，摧残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地大物博不需要对外贸易，造成了商品经济的萎缩。这是儒家长期延续的经济基础。

从政治方面来看，从夏、商、周到宋、元、明、清，虽然有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变化，但都是中国内部机制的自我调整，中国固有的宗法社会的性质一直没有改变。而儒学正是维护封建宗法政治的一个日益完善的精品，其中包括大量真理性、科学性的内容，所以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这是儒家长期延续的政治原因。

除此之外，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千古传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它是一个具有早熟性、先进性的独立而开放的发展系统。一方面，它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价值取向，有着不同于其他文化的丰富内容，在唯我独尊、唯我独优的心态下拒斥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获得一以贯之地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在吸收儒学之外的各家各派以及外来之学的丰富营养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发展、更新。它是相对封闭、依靠自身的力量独立发展起来的，然而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尤其是在生机勃勃、国力强盛之时，更有吞吐百川的雍容大度;它对异己学派及外来之学是排斥的，是唯我独尊的，但在排斥之中又有吸收，尤其是一些思想进步的儒学大家，更是具有“博通众流百家”、内外上下求索的宏志雅量。滋生、培育儒学的东亚大陆的地理独立性，造成了儒学的相对封闭性。但华夏之土的广袤辽远，各地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周边各国的友好相处，又为儒学的内部融摄和对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儒学内部的不同派别既有共同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又有观点不同的多种派别，这是儒学能对其他学派既排斥又吸收的组织基础;“治国平天下”、“协和万邦”的学术宗旨和至善至美的不懈追求，是儒家突破自身的封闭性、孤独性，获得开放性、整体性的强大精神动力。儒学文化系统就在既封闭又开放、既排斥又吸收的过程中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状态，从而获得了持久的延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