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漂泊与寻根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

我只是过客。

诗人郑愁予的名句是五十年代台湾人心态情感的最好写照。中国人向来有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离乡背土总使他们感到漫无所依，身如浮萍，飘忽不定。中国文学中因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怀乡情愁，塞客衣单，游子心寒，汉妾辞宫，楚臣去境，去国的愁思又较离乡远甚，所以颠沛流离海外的中国人总怀抱一抔乡土，以慰藉那不尽的乡愁。1949年随着国民党逃离大陆，一大批大陆本土人飘洋过海来到台湾孤岛，离开了他们世世代代生长的土地。但强烈的乡土意识阻碍了他们与这个孤岛建立起血肉联系;反攻大陆的喧嚷又使他们有所期待和企盼而不愿在孤岛生根，他们总觉得离开大陆是暂时的，一定有返乡归国的一天。然而海天茫茫，自然的政治的阻隔把他们强烈迫切的寻根希望化作泡影，但他们如何能心甘，依然期望，依然乡愁，因而他们依然是飘忽生活，依然是寄居心态。文学总是敏感的，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普遍心态，如白先勇的《台北人》等。处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中，亦如居孤岛，都是一样的飘泊孤零。由于远离大陆本根，浪迹海隅，台、港普遍产生了一种地理上的漂泊心态和寻根意识。

第三代新儒家在同样的遭遇下来到港台，自然也染上同样的心态，而他们深厚的文化意识和敏感的心灵使得他们的体会和感受比别人更深更切。大陆巨变在他们的情感上心灵上造成极大的震惊，“天崩地圯，断潢绝港”(牟宗三)，仿佛是“末日的审判”(徐复观)，“顿觉前路茫茫，天昏地暗”(唐君毅)，终于“以浪迹天涯之心境，逃难于海隅”(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序”)，“而我的亲友、家园、山河、大地，也都在一夜之间，永成隔世”(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自序”)。身处此境，“在天苍苍，野茫茫之下，当然不胜黍离故园之思”(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思之既久，慢慢地将爱好都改变了，陆放翁慷慨悲歌之气不再合于现在的心境，“对于流亡的来说，则豳风《七月》的诗，较之歌颂宣王南征北伐的诗，更有亲切之情，更增加对乡土的慕恋”(《学术与政治之间》)。就在这种乡土故国的愁思中，他们等待着企盼着，时光就在等待企盼中流逝，流逝出更浓更重的愁思。唐君毅说：“我个人自离开中国大陆，转瞬十二年。就闻见所及，大约最初六年，流亡在外的侨胞，都注意到如何再回大陆，而只以侨居异地，为临时之计。但最近六年，因国际政治现实上，苟安之趋向转盛，而大家亦多转而在当地作长期寄居之想。”但回归大陆故土总不能忘，“抱这些期望的人，飘流在外，等了五年、十年、快十五年了。人时时期望，此期望亦似随时可能实现。然亦可永远只在期望之中”(《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期望“明天”能圆返归故里的“旧梦”。然而故乡飘渺，旧梦难圆，只好以回忆早年在大陆的人事来消化排遣(唐君毅、徐复观写了相当多忆往事、怀乡记之作)，但回忆不过再添一份乡愁罢了，还是许愿和祈盼吧。“我想人所真正要求的，还是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为了我自己，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坟上，生父的坟上，祖宗的坟上，与神位前，进进香，重得见我家门前南来山色，重闻我家门前东去江声，亦就可以满足了。”(《人文精神之重建》)以孝著称的唐君毅连人子之孝都未能尽，这份最低的祈盼也就只能化为一腔至死未了的情思。更令人惊奇的是，徐复观几乎怀着和唐君毅完全一样的情思，“我的生命，不知怎样地，永远是和那破落的湾子连在一起，返回到自己破落的湾子，才算稍稍弥补了自己生命的创痕”，回到故里，就“应去看看在‘罗家榜’埋着的祖父、姑母，十六岁便夭折了姐姐的坟，不知还是否存在? 我的父亲母亲哥哥的坟，也预定要放在这里，不知是否得到允许? 假定这些坟已经被毁了，我也要作一个象征式的恢复。然后在旁边，为自己和妻，留下两个穴地，并预先吩咐，在我死后的墓石上，刻下‘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徐复观’三十个字”(《徐复观文录选粹》，《旧梦、明天》)。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哟!所以如此之痴迷，之一往情深，是因为“流亡者的灵魂的安息地方，不是悬在天上，而是摆在你所流亡出来的故乡故土”(《学术与政治之间》)。

寄居异地，归乡无望，尸魂永远只能在他乡游荡，异域漂零，这种“绝望之境中的痛苦的感受”单是地理上的已经叫人难以忍受，再加上文化上的更叫人何以堪? 但若仅是地理上的，也不会成就第三代新儒家;正是遭受了身体上和精神上“双重的放逐”，感受着地理上和文化上“双重的漂零”，才有第三代新儒家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