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微章句—清代儒学·群星璀璨·高扬汉帜:惠栋

惠栋是清代中叶首先明确打出汉学旗帜的学者。他远绍清初顾炎武诸学术大师博通务实的学风，近承阎若璩、胡谓的治学途径和方法，详征博考，爬梳钩沉，致力于汉儒经学的发掘和表彰，终于使一代学术由此发皇。

惠栋，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 )。他出生于世代传经的官宦之家。曾祖惠有声为明末秀才，以经学教授乡里。祖父惠周惕，康熙三十年(1691 )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密云县知县，卒于官。一生勤奋好学，深研经义，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及《研溪诗文集》等书。父亲惠士奇，博通六艺诸史、天文乐律，尤邃于经术，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先后两任会试同考官，主湖广乡试。后任广东学政，在当地督学造士，提倡经术，颇有政绩。著有《易说》、《礼说》、《春秋说》诸书。惠栋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释道二藏，靡不津逮”(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九)。康熙五十九年(1720)，惠栋随父任至粤，数载之间，与当地学者讲论经义文章，相互切磋琢磨，学业日进。乾隆九年(1744)，惠栋乡试遭黜，遂绝意仕进，闭户读书，专心著述。此时，惠栋家境业已败落，甚而“陋巷屡空”，衣食不给。但他恬淡自如，在潜心学问的同时，以授徒课业自给。乾隆十五年(1750)，诏举经明行修之士，西江总督黄廷桂、陕甘总督尹继善久闻惠栋之名，以“博通经史，学有渊源”力荐。但却因江苏地方当局未及时进呈其经学著述而落选。尽管时运乖蹇，惠栋仍然不以为意，照旧讲学著述不辍。晚年声望日隆，“四言士大夫过吴门者，咸以不识君为耻”(《碑传集》卷一三三)。西淮盐运使卢见曾亦慕名相邀，惠栋遂客居扬州数年，平日于“讲授之暇，篝灯撰著”，并经常与卢氏说经论文，相得甚欢。乾隆二十三年(1758)，惠栋因病返乡，不久即卒于故里，终年六十二岁。

惠栋继承家学，十分尊信和推崇汉儒经说。他的父亲惠士奇已很重视汉人对经籍尤其是对《易经》的注解，曾说：“《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不明孔子之《易》，不足与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与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远问庖羲，吾不知之矣。汉儒言《易》，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适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又说：“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八)惠栋则进一步推而阐之，自谓“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松崖文钞》卷一)。又称赞“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九经古义· 述首》)。惠栋还批评魏晋以后的学术，经义沦丧，异说纷纭。他说：“盖魏晋以后，经师道丧，王肃诋郑氏而禘郊之义乖，袁准毁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邹湛讥荀胥而《周易》之学晦，郢书燕说，一倡百和，何尤乎后世之纷纭也。”(《潜研堂文集》卷三九)

为了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惠栋有力地揭橥并确立了汉学的治学宗旨和主张。自顾炎武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朴实治学方法以来，经过阎若璩、胡渭的推阐和实践，这一主张日益得到学者的认同。惠栋的父亲惠士奇就认为：“《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惠栋继起，更是大声疾呼，谓“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 述首》)。戴震总结惠栋的经学思想，也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戴震文集》卷一一)正是经由惠栋的倡导，由古书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义理的主张，才得以正式确立，并成为汉学家共同遵奉的治学宗旨。

在学术研究中，惠栋努力实践自己的治学主张，致力于搜辑钩辑汉儒经说，对汉《易》研究尤深。本来，自惠栋的曾祖父惠有声始，就对《易经》有着特殊的兴趣。据惠栋说：“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闵汉学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天(启)崇(祯)之际以乱散佚，以其说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于是成《易说》六卷。又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松崖文钞》卷一)惠栋起而继之，专意于汉儒《易》说的表彰，他辑录两汉经师孟喜、虞翻、京房、郑玄、荀爽诸家《易》说，并发明《易》理，辨正宋儒《河图》、《洛书》之非，著《易汉学》八卷。《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栋采辑遗闻，钩稽考证，使学者得略见汉儒之门经，于《易》亦不为无功矣。”在爬梳汉儒《易》说的基础上，惠栋进一步以荀爽、虞翻为主，参以郑玄、宋咸、干宝诸家之说，融会贯通，疏解《易》义，撰《周易述》一书。该书原定四十卷，后因惠栋病逝，只完成二十三卷，尚缺下经注疏十四卷，《序卦》、《杂卦》两传等部分。尽管如此，由于惠栋此书专主发挥汉儒之学，仍在当时及后世的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钱大昕盛赞惠栋“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书，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矣”(《潜研堂文集》卷三九)。《四库全书总目》也评论说：“自王弼《易》行，汉学遂绝，宋元儒者，类以意见揣测，去古寝远。中间言象数者又歧为《图》、《书》之说，其书愈衍愈繁，而未必皆四圣之本旨，故说经之家莫多于《易》与《春秋》，而《易》尤丛杂。栋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

《易》学研究而外，惠栋还不遗余力地辑录考证经书的古字古音古义。他汇辑《易》、《书》、《诗》、《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论语》等经籍的古字古言，古音古义，于“贾(逵)、马(融)、服(虔)、郑(玄)诸儒，散失遗落，几不传于今者，穷搜广摭，充集成书”，撰《九经古义》十六卷，以发明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凡“单词片义，具有证据”，所论亦“元元本本，精核者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深受当时及后世学者好评。

在中国学术发展历程中，以惠栋为标志，清代儒学完成了由十七世纪的经世致用思潮向十八世纪汉学的转变。自此而后，清代学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空疏的理学进一步遭到唾弃和否定，朴实的注重考经证史的汉学得以蓬勃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首先高扬汉帜，努力钩稽表彰汉儒经说的惠栋，得到了学者的一致推崇和高度评价。戴震说：“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戴震文集》卷一一)钱大昕也说：“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郡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潜研堂文集》卷三九)

不过，惠栋在明确打起汉学旗帜的同时，也开始表现出其学术本身的弊病，这就是嗜博、泥古。惠栋致力于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为表彰汉儒经说，特别是《易》说，他广搜博采，不遗余力，这就不免今文古文杂糅，精华糟粕并陈。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评惠栋“盖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这些批评，确实切中了惠栋学术的弊病。然而，尽管如此，惠栋开启清代汉学研究风气的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诚如后人所言：“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也。”(《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