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哲学史学文学·史学

有了人类便有了人类的历史，但早期人类并没有历史意识。三秦史学的发轫可追溯到西周周公召公之时。从那时起统治者经常主动宣讲历史上的人和事，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楷模与依据，自觉的历史意识萌生了。如召公在《书·诏诰》中深刻剖析了夏商二代不敬德而丧失天命的教训，总结出“敬德保民”以求“天命”永长的经验。这是运用历史知识指导现实政治活动的理性思维产物。周公对被征服的商人不厌其烦地宣讲夏商亡国的历史教训，告诫他们遵从历史规律，服从周朝统治。他指出：“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证明自己所讲的夏商鼎革是有根据的信史。西周初年，统治者已十分重视史鉴作用，不断告诫人们“殷鉴不远”(《诗·大雅》)。《尚书》中的《周书》多为西周作品，是西周开国史迹的原始记录。从史学角度，应属于以记言为主结合记事的一种史书。秦始皇统一六国，变战国百家争鸣的春天为道路以目的寒冬。焚书坑儒阻滞了史学的发展。盛极一时的秦帝国所留史书仅《秦纪》一种，因大部分保存于《史记》中，后人还可以看到。其他竟无甚可说。

走过三代史学初萌的时期，三秦史学出现了《史记》《汉书》两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这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的成熟与空前繁荣。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西汉龙门夏阳(今陕西韩城芝川镇)人。曾为汉朝太史令。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在先秦史学的基础上，创制了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史书体例，并用这五种体例相互补充相互联系，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多达52.65万字的通史巨著。司马迁无愧古代第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司马迁为编著《史记》，花费了二十多年搜集材料，他阅读了汉宫秘府的图书档案，调查了全国的古迹民俗，访问了当时健在的各类人物，对史料进行了谨慎的甄别耙梳，显示了他博闻强识而又实事求是的史学家的学识。司马迁编写《史记》的目的在于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以史学家的敏锐目光在《货殖列传》中表现出对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视。他认为经济发展有它本身的规律，而非行政命令可以勉强。人的社会地位、道德观念，总是受其经济地位左右。他对汉朝与匈奴、大宛、大月氏、越南、朝鲜的关系也颇为注意，为后来史书列外国志开辟了先河。他以纵览三千年历史(从上古直至西汉武帝)的自信，对以靠政治势力取得显赫地位高唱“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董仲舒公羊学派予以批驳，认为古往今来无时不在变。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卓越的史识。他热情讴歌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在《陈涉世家》中他写到“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其史家的直笔精神为后世树立了光辉榜样。

《史记》不但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历史巨著，其文字生动流畅，也是一部古代文学杰作。梁启超称赞司马迁为“史界太祖”，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代另一部史学名著是《汉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叙述了西汉(包括王莽)229年的史事。班固是继司马迁后又一杰出史学家。故后世论史书，必举《史》《汉》;论史才，必推班、马。班固(32—92)，东汉右扶风安陵(今咸阳)人。父班彪、妹班昭都是史学家，弟班超是威震西域的著名政治家。班固幼承庭训，聪慧超群。“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后汉书·本传》)后任兰台令史。一面典校秘书，一面编著国史。二十三至五十二岁，历时三十年写成《汉书》。其武帝以前史事多采用司马迁的《史记》，但并非照搬原文，而是按他的原则加以创造补充。在体例上，他把《史记》里的“书”改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用纪、表、志、传四部分组成，彼此互为联系，互为补充，形成统一整体。更重要的是班固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如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记述都比《史记》详细全面。它为我国政治制度史、法律史、经济史、水利工程史、艺术史、目录学以及历史地理各学科都提供了一些开创性的著述。

从体例上讲，他创立了《食货志》，依据《平准书》的精神，创立《食货志》一门，后来自《后汉书》到《清史稿》，正史多沿此制，为社会经济史保存了珍贵材料。创立《艺文志》，中国最早的目录学书是刘歆的《七略》，他依其分类，创立《艺文志》一门，后来史书都有《经籍志》《艺文志》，使人们得以知晓中国文化典籍的丰富。并指导人们去翻阅这些分门别类的古书，对于研究学术文化有很大帮助。创立《地理志》，班固以前地理内容多存于各类史书中。班固以后，史书多立《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地理志》等。还首创了《宗室列传》《皇后列传》《外戚列传》《古今人表》等。在史料方面，在司马迁已记录的武帝以前史实中，增补了如张骞、李陵等很多珍贵史料。

班固的历史观点不尽一致，如果说司马迁把史学从神学的迷离下解放了出来，班固则信奉“五行循环论”和“天人感应”说，给史学又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这种历史观点是较落后的。但他发现历史上成功人物是他们“遇其时”，失败的人物是“不知时变”，从而提出要“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并且对于外戚、侫幸等显赫一时的人物也直书其黑暗一面，这都是可贵和进步的。

隋唐建立，进入中国史学最繁荣的时期。隋文帝对历史书籍与政治的关系有较清楚的认识，对修史十分重视，曾下令献书一卷赏缣一匹。并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自西汉以来私人自发的修史工作，至隋而后成为朝廷有组织的事业。隋文帝曾命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等，更撰《魏书》以纠正魏收之失。命李德林修《齐史》、王劭撰《隋书》。炀帝时，命王胄修《大业起居注》等。但隋代短祚，只是为唐代史学界提供了一些史料。

至唐，帝王对史学的重视超乎以前各代。唐高祖李渊说是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李世民则说“欲览前王之得，为在身之龟镜”、“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总之其目的都是为了从历代兴衰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为巩固统治的借鉴。李世民除自己重视历史，还经常告诫大臣，“公事之闲，宜寻典籍”，多从历史中吸取经验，甚至自己亲自领衔修撰《晋书》。统治者对史学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化对史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唐代设立史馆并实行宰相监修制度，这是古代修史制度的一个重大进步。魏征、李林甫等人都曾监领史馆。唐代还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征集史料制度。规定中央各职能部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军队等都应将各类材料按相应的渠道及时送交史馆，以便记入国史。如：全国各地水、旱、虫、霜、风、雹、地震等灾害，由户部及州县报送灾害时间及赈灾等情况。蕃国朝贡，由鸿胪寺报送，内容包括外国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及国王名字等。利用这些材料修成的大量《实录》《国史》等，为后来修两唐书等奠定了基础。严密的史料征集制度保证了唐修史书内容的完整性与准确性。作为修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注记制度空前完善。唐代的记载皇帝言行为中心的史书主要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等。

唐代在前代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主要史书题材上还独创了《史通》《通典》《唐会要》等新型体裁，成为史学上一座座丰碑。《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论著作。作者刘知几(661—721)，徐州彭城人。永隆元年(680)，二十岁考中进士。长安二年(702)，以著作佐郎兼修史。他一生“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因在监修官下，难以按照自己见解著史，“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全书共二十多卷，分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各十卷。内篇三十九篇(亡三篇)，阐述史书的源流，体例和编写方法;外篇十三篇，论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才，尤以史识最为重要。他在分析以往史书的基础上，提出编写史书的一些原则。认为一部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记载史事应该“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能“饰非文过”，“曲笔诬书”。史事的内容只应记载“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而不应记载州间细事，委巷琐言”。人物要有选择，不能“愚智毕载，妍媸靡择”，而要“区别流品”，予以正确的评价。体例要“详求厥义”，谨严合理，做到名实相符，不能“名实无准”。搜集史料，不仅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还要细心鉴别，“明其真伪”。叙述史事，应以“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切忌“虚加练饰，轻事雕彩”。记述人物的语言，要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不要“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他对史家“直书”极力提倡，盛赞古代以直书而牺牲的史学家“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的高贵品质。对史学家中那些毫无品节，“故为异说，以惑后来”的丑类，大加挞伐。刘氏《史通》奠定了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基石，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极盛而衰的标志。目睹了这场治乱兴衰的有责任感的史学家们，为寻求拯救危亡的良策以达“治心治世”的目的，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通典》就是在这种史学思潮激荡下，在长安产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史学专著。它记载了从传说时代到唐朝天宝年间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为中国史学别开一片新天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杜佑(735—812)，京兆万年人。历任德、顺、肃宗三朝宰相。长期的政治管理经验使他对唐王朝的弊政有较清醒的认识。他撰写《通典》的目的就是希望唐王朝能鉴往知今，对现行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

《通典》一书共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每门下又分若干子目。如食货就包括田制、乡党、赋税、钱币、漕运等十八个子目。《通典》列食货于首位，食货又列田制为第一，不仅说明杜佑对社会经济机构有较深刻认识，而且反映了他强调政治措施必须建筑在一定物质经济基础之上的过人见解，凡此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罕言利”的传统，为《通典》精华所在。

杜佑认为历史是不断前行的，反对“非今是古”，主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在处理统治者与人民关系时，认为人民是主体，皇帝官僚是从属性的，这些史观都是相当进步和难能可贵的。

唐初由于李世民对史学的重视，设立史馆，修史之风日炽。李世民本人亲自出马，著名学者显宦如魏征、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皆领史职，所选史官亦多为一时名手。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唐代史学的繁荣。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有三分之一修成于此时。它们是李世民领衔撰修的《晋书》，姚思廉修的《梁书》《陈书》，李百药修的《北齐书》，今狐德棻与庾俭同修的《周书》，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以及魏征等撰写的《隋书》。这些史书固然难称尽善，但由于史馆有大臣监修，所选史官多为一时名手，搜集资料便利，有大量国家收藏的典章资料可以利用。故各史资料详实，水平较高，都是我国“纪传体”正史中的佼佼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隋书·经籍志》把隋以前著述悉数收录其中，且创制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此法一直延用至近代，对古籍分类影响至大。

唐代以后，三秦大地未再产生如汉唐之时的煌煌史著，但关于长安史迹的专著还有数本可以称道。如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志图》，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等，作者或为长安世家，或久仕三秦，其书为研究古代长安的必备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