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玉器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玉器的国家，更是唯一将玉与人性紧密结合而形成悠远丰富的玉文化的国度。在古代中国，玉器作为一种物质，以其质坚、性温、色美而被广泛应用于祭祀、礼仪、丧葬、装饰等领域。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以其“温润而泽”、“廉而不刿”、“瑜不掩瑕”、“气如白虹”，合于儒家崇尚，为君子仁人所爱。

三秦大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之时，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已发现少量质粗工劣的玉坠饰和佩饰。工艺水平低于同期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玉器。到距今4500至2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陕西玉器异军突起，形成以刀、戈等象征性武器工具为代表的陕西石峁龙山文化玉“礼兵”、以玉龙、兽形饰为代表的东北红山文化动物形玉饰和以大型琮、璧为代表的东南良渚文化玉礼器三种不同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下各据一方鼎足而三的玉文化。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位于陕西北部。70年代初曾出土过四百至五百件玉器。可惜其中上佳者已作玉料出卖。其中百余件70年代末幸为考古学家戴应新所识，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石峁玉器制作精美，种类丰富。玉料经鉴定有墨玉、玉髓、石英岩、大理石岩、蛇纹石岩、基性超基变质岩和酸性硅酸岩等，属软玉类，硬度在六至七度之间。玉料来源当在陕北当地及附近的关中、内蒙、甘肃一带。其种类主要是璧、璜等礼器和斧、钺、刀、戚、戈等象征性武器工具，还有极少量动物形象，装饰品几乎不见。器表碾磨光滑，多光素无纹。饰纹者阴刻线条流畅自如。这是石峁玉器区别于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一个重要特征。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发展的顶峰时期，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又证明西周是我国古代用玉制度初步完善和发展的时期，而且最早赋予玉以道德内涵，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在西周“郁郁乎文哉”的各种礼仪活动中，玉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陕西是周人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西周玉器发现最多的地区，足以代表西周玉器发展的水平。目前陕西西周玉器重点发现于宝鸡国墓地、扶风强家西周墓地，长安沣镐遗址等处。其中仅宝鸡茹家庄伯及其妾井姬墓就出土各类玉器一千三百多件，周原强家一号西周墓中也出土有五百五十多件。数量之巨，实属罕见。西周玉器在形制和品类上主要继承了商代传统。大致可分为礼器仪仗和装饰艺术品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璧、琮、璜、戈、斧、锛、凿等，后者主要有串饰、佩饰和鱼、鹿、鸟等各种动物形象。

西周玉器在造型纹饰雕刻手法上承袭商代晚期作风而趋于简化。多为平面片雕，圆雕作品较少且多为小件。纹饰常以简练刚劲的线条来表现，纯熟精练。阴线或双钩阳线的夔纹、凤纹是其代表性图案。

西周礼玉已基本从石器时代为原始巫术服务，商代为祖先神祈祷，发展到祭祀自然神。《周礼·春官》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王、公、侯、伯、子、男分持不同的圭或璧以标示其等级差别。上层贵族集团还用玉器作为信物用于婚聘、军事调动等。丧葬中玉器也是必不可少之物。有时玉器还可作为货币使用。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西周裘卫四器中的卫盉就记录了以玉抵贝(币)的情况。

秦人进入关中地区之后，继承了周人使用制造玉器的传统与风格，而且在雕刻技术和种类数量上都有所发展。

战国晚期之前秦玉主要见于凤翔和宝鸡郊区的一批秦墓和遗址中，其中尤以秦公一号大墓、姚家岗建筑遗址和宝鸡益门堡春秋晚期秦墓为最。典型器类有谷璧、玉璧、玦、各类佩饰、琮、戈、璋、蝉、觿、耳匙、玉环和带钩等。这些玉器雕工精湛，大部分器表饰有细密匀称的蟠螭纹、卷云纹和兽面纹，或阴线刻或浅浮雕，是秦制玉业的突出代表。战国晚期的秦王朝统治时期，也许由于石雕兴起之故，制玉的规模和数量较前有所减少。

西汉玉器是在继承战国玉器传统特色上发展起来的。艺术风格上更多吸取了楚文化玉器清逸脱俗、自由浪漫的特点，形成汉代玉器特有的洗炼流畅、雄朴磅礴的艺术风格。无论在种类、数量、制作工艺等方面都较前代有极大的发展，成为红山与良渚文化、殷商晚期以来制玉业第三个辉煌高峰。

汉代玉器依其型制、用途大致可分为礼玉、装饰品、葬玉和陈设艺术品四大类。其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圆雕和高浮雕的陈设艺术品。而这其中偶然发现于西汉元帝渭陵陵寝建筑遗址的一批圆雕玉器堪称汉玉翘楚。这批玉器包括白玉仙人奔马、玉辟邪、玉熊、玉鹰、玉俑头等。而玉仙人奔马以构思新颖、雕琢洗炼精湛，为楚汉浪漫主义的杰作，也是整个古代玉器中屈指可数的艺术精品之一。作品系羊脂玉雕成。高七厘米、长八点九厘米。马昂首前视，腹饰双翼，足踏祥云，腾空飞驰。背骑双翅羽人。羽人一手扶马颈，一手拿灵芝，神态自若，心游万仞。迄今西汉玉器佳品多集中大批出土于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广州南越王赵昧墓等未被盗掘的西汉大墓中。可以想见，如不被盗陕西关中众多的西汉帝公大臣墓必然会出土更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汉玉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