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珍奇的历史脚印·古城寻迹
从遥远的史前时代开始，北方各民族的祖先就在广袤的内蒙古地区生活、繁衍。其中有不少民族如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都建立了政权。我国已故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的国家之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城郭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城郭的建立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城郭的建立不仅限于农业地区，而且在世代游牧的地区也建立了城郭。在内蒙古地区，鲜卑人建立了北魏王朝、契丹族建立了辽王朝，蒙古族建立了元王朝，每一次政权的建立都促进了城郭的兴起。而每一城郭的建立都促进了该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的进展，推进了文明的进程。
据学术界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公元前475到221年之间，随着秦、燕、赵三个诸侯势力的膨胀，先后修筑了长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所选择的在呼和浩特平原中心地带建立的云中郡是内蒙古地区出现的第一座城市。北魏时期，鲜卑又建立了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怀朔镇(今固阳县百灵淖乡附近)、白道城(今呼和浩特市北郊坝子口村)等城市。在内蒙古地区还有辽代的许多古城。由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共五座京城：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其中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中京大定府在今赤峰市宁城县西南大明城。由于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欠缺，有些尚不能考证出城名。党项建立的西夏国在今额济纳旗、伊克昭盟境内都有一些城堡。有元一代，在蒙古族由奴隶制转入到封建制的重要历史时期，内蒙古境内修葺了大量的城郭，其著名的有在今正兰旗境内的上都城，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阿伦斯木古城，在今克什腾旗达里诺尔西南的达尔罕苏木等。明清时期，土默特一带兴筑了库库和伦即归化城，位于昭乌达境内的赤峰城、位于察哈尔草原东南部的多伦诺尔等。据有关学者统计，内蒙古地区遗存的古代城址多达五百余处，包括有都城、郡县城、头下州城、奉陵邑和边防城等多种性质(见李逸友编著《内蒙古历史名城》)。有的学者认为，城郭制度只是农业民族的一种文化形态，但是大量的考古遗迹说明：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族，都在内蒙地域的草原上都建立过城郭。这是由于对农业民族文化的吸收呢?还是由于其本身地域文化发展的需要? 即便是吸收，也并非单纯的照搬，而是结合本地域的特点营建的成为富于草原文化特色的城市。
辽上京
上京临潢府城址在今赤峰市巴林右旗内。为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在草原上兴筑的都城。而且是在蒙古高原上各民族兴筑的第一座真正的城市。
据史书记载，上京幅员二十七里，城墙高两丈。分南北二城，皇城位北，汉城位南。皇城内筑有宫城，从现尚存的开皇殿、安德殿和五銮殿的高大台基上，可以想象其殿宇的宏伟。四周以土墙，有三门。南为承天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皇城内结构也很恢宏。史载：“正南街东，留守司衙、次盐铁司、次南门、龙寺街、南曰临潢府，其侧临潢县。县西南宗孝寺，承天皇后建。寺内长泰县，又西长天观。西南国子监，监北孔子庙，庙东节义寺。又西北安国寺，太宗所建。寺东齐天皇后宅，宅东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则圣尼寺，绫锦院、内有司、麴院、瞻国、省司二仓，皆在大内西南，八作司与天雄寺对峙。”可见其规模。
辽上京具有草原城市的特色。
其一，在城市的总体布局上，打破了农业地区“前朝后市”的传统束缚，商业区设在南城。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五《胡峤陷北记》记叙当时的情况说：“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南北交易，市场繁荣可见一斑。
其二，保留有草原民族的习俗。草原游牧民族以穹庐为室。在辽中京皇宫内设有毡庐。宋薛映曾目睹了这一情况：“入西门曰金德，内有临潢馆，子城东门曰顺阳，入门北行曰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皆东向，其毡庐亦皆东向。”辽王朝虽设有五京，但仍保留游牧民族“四时捺钵”的生活。《辽史·营卫志》中说：“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塞，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其城内北部还设有毡帐区域，正是草原民族习俗的遗留。另外在其高达三丈的城墙上筑有马面十几座，从建筑学来说，这起到加固的作用，但筑的是马面，亦是草原游牧民族习俗的反映。因为“其富以马，其兵以强。纵马于野，弛兵于民……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明代蒙古族建筑的美岱昭的城墙上也有马面，可见游牧民族建筑的承袭关系。
其三，辽上京的营建结构还蕴藏着契丹民族的信仰习俗。其南北墙之间以墙为界，作日字形。法人牟里发现宫殿遗迹均在京城西北方，宫殿皆在西方，宫门向东，这与古代游牧民族崇日拜月的习俗有关。契丹人信鬼尊日，每月朔旦，东向拜日，皇帝拜日时，设台向日拜并上香，臣僚于左右陪位，再拜，读祝文，宰相以下通名再拜，并奏“圣躬万福”。契丹遇有大聚会或处理军国大事时，也以东为尊。
黑水城古迹
黑水城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库布镇东南约二十五公里的地方。面对在荒漠上的废垣残壁，谁能想到在离今七百年前它是一座喧闹的城市。
公元11世纪党项族崛起，其“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里，依贺兰山为固”(《宋史·夏国传》)，称雄一时。根据史书记载，西夏国在黑水(古称弱水，也叫额济纳河)建立了“亦集”，翻译为“黑水城”。元代称之为“威福军。”《元史·地理志》卷六十记载：“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乃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夏国尝立威福军。元太祖二十一年内附，至元二十三年，立总管府。”亦集乃路是自和林通往东胜州驿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所以十分繁荣。13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过这里，他说：“由甘州(今甘肃张掖)骑行，北行十六天可抵达亦集乃。”黑水城经过西夏和元代的两次兴筑。据考古学家考证，西夏时代的黑水城已被元亦集乃路叠压在地下。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由科兹洛夫率领于1907年夏首次考察了这座被黄沙淹没的古城：
它座落在由粗粒硬质的瀚海沙石构成的低台地上。从北来的风沙，使北城墙和东城墙内外，堆积了高高的细沙，人和骆驼可以从沙堆登上城墙进入城内。城堡西北角高耸着一座大型尖顶“苏波尔盖”(塔)，在其周围的城墙上和城墙外还有这样的小型“苏波尔盖”。越接近城墙，碰到的瓷器碎片越多，城市的面貌也被高大的沙丘所遮掩。但是，一当我们登上台地哈拉浩特(即黑水城)美丽的外景就全部展现在眼前。
城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片正方形的荒滩，荒滩被高低不同，宽窄不一的许多建筑物废墟所分隔，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用经过长时间的焙烧的黄砖墙砌成的庙宇基础。
城堡内部分成若干正方形和通道，被人们称为‘商业大街’和‘主要大道’，这两条街道及由它们支出的二等街巷上，筑有一排排小土房，地基夯成坚实的硬层。你只要朝认为埋有房子的某个圆丘挖一铲，往往就会在墟土里发现草秸、席片、木桩等物。这证明屋顶是早年从内部塌掉的，许多寺庙和其他建筑都齐根毁掉了，形成了许多圆形扁平堆积物。寺庙台基通常用方砖或瓦的基部，四边饰有中国图案……集中在城堡东南角高大的废墟，可能为卫戍军的住所，而卫戍将军府估计可能住在城墙西北角的那些“苏波尔盖”旁。根据废墟情况判断，这座将军府当时想必占地面积很大，建筑技术很高，很像一座庙宇。这里——城堡西北角可能比较适宜哈拉浩特统治居住，由此处到城墙顶部筑有一条阶梯，直达城墙高处，可将城郊四野一览无余。
经考古学者考察：这座古城的规模相当宏大，有堂皇的官署、高大的庙宇、繁荣的商市、交通驿站。其中城墙加筑的马面与城西北角钵式喇嘛塔的造型都可以追溯到游牧文化的特征。如今城堡已被荒沙吞没，只有一座古塔耸立，标著着黑城当年的辉煌。
古老黑城的文物价值引起世界的瞩目。其不仅保留有大量元代的文物，其中包括货币、绘画、瓷器、铁器、佛像、雕像和大量的古文典籍，还保留有大量西夏时期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铜器、铁器、木器、骨器、陶瓷、壁画及纺织的残片等等，最可贵的还有大量的西夏文献。据俄科兹洛夫的游记《蒙古与阿木多及哈拉浩特(即黑城)死城》记载，仅“书册、画卷和单页手稿的总数就在二千卷(份)以上，至于佛画像则可达三百幅”。考古文物的涌现，揭开了黑城之谜，添补了史学上的空白。
神秘古老的黑城引起世界考古学界的震惊。1908年俄科兹洛夫探险队前来，1914年英国斯坦因探险队前来，他们都盗窃走大量无价之宝。但是古城永远在中国的地域内，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不断获得新成果。仅60年代以来就发现了六十座古墓，各个墓葬形制复杂;发现了建造更早的内城遗址;1984年在黑城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共有近三千件，以少数民族文字居多。李逸友先生把出土的二千二百余件汉文文书已编辑成《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一书。
黑城——内蒙地域的瑰宝。
元上都
出现在内蒙古高原上的元上都以其华丽的宫廷建筑、秀美的皇家园林、多彩的民族风情而著称于世。元萨都剌有著名的《上京杂咏五首》，择其二首，元代宫廷生活可见一斑：
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
诸生舞蹈千官贺，高捧葡萄寿两宫。
大野连山沙作堆，白沙平处见楼台。
行人禁地避芳草，尽向曲阑斜路来。
元上都，又名滦京、上京，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为仅次于大都(北京)的陪都，为元世祖忽必烈所建。其山川雄固，地势居要。元人评论说：“龙岗蟠其阴，滦水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山有水，水有鱼盐，百货狼藉，畜牧蕃息，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上都是联系大漠与漠北的交通枢纽，南往大都，北至和林，西去中亚，均为必经之地。
上都城为正方形，分外城、皇城，宫城三部分。宫城为其核心建筑。位于全城东部偏东，东、西、南三面城墙分别设东华门、西华门、御天门。宫内的建筑鳞次栉比。内有大明殿、仪天殿、宝云殿、宸丽殿、慈福殿、鸿禧殿、睿思殿，有大安、延春、连香、紫檀、凝晖、绿珠、瀛洲等亭阁。世祖忽必烈则在大安阁理政。虞集在《跋大安阁图》里说：“世祖皇帝在藩，以开平为分地，即为城墙宫室，故取宋熙春阁材于汴，稍损益之，以为此阁，名曰大安。既登大宝，以开平为上都，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阁岿然遂为前殿矣。规制遵稳秀杰，后世诚无以加也。”元人曾记叙了宫城的不凡气势：“宫殿多露，跌足而行，帝(世祖)御大安阁，望而见之。”曾亲眼目睹的马可·波罗记叙了它的华贵，“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以各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耳目”(《马可·波罗游记》)。
皇城包围着宫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官署寺庙非常之多，其中著名的孔子庙位于城的东南。此外还有华严寺、乾元寺、开元寺、回回寺、礼拜寺、宣圣庙、城隍庙、三皇庙、贺胜祠等。其中以华严、乾元二寺最为著名。华严寺的碑文说：“世祖……首建学庙，乾垠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复立老子宫于东西。”元朝皇帝崇尚萨迦派佛教，其塑佛像涂金。《元史·刘元传》载：“凡两部名刹，塑土、范金、抟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佛像造型之精美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外城在皇城的西北部，其南、东两面修建城墙，与皇城东、南墙连接，西、南两墙各开一门，并筑有马蹄形瓮墙。外城南半部分为地方官署和寺院，外城的北半部分为皇家园林，元代称北苑。据马可·波罗记叙：“此宫有墙垣，广袤十六里，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亦见有种种野兽，惟无猛兽，是盖君主用以供给笼中海青鹰隼之食者也。海青之数二百有余，鹰隼之数尚未计焉。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有时骑一马，置一狗于鞍后。若见欲扑之兽，则遣狗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兽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马可·波罗游记》)。外城任皇帝驰骋射猎，可见其规模之宏大。
外宫还有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建筑，谓棕毛殿。“此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宫顶之茎上涂以漆，漆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茎粗三掌，长十或十五掌，逐草断之。此宫盖用此种竹结成。竹之为用不用此也，尚可做屋顶及其他不少功用。此宫建筑之善，结成或拆卸，为时甚短，可以完全拆成散布，运之他所，惟汗所用。结成时则用丝绳二百余系也”(《马可·波罗游记》)。据马可·波罗所述得知，所谓棕毛殿其实就是贵族所用的蒙古包——斡尔朵，其高达百尺，广可容数千人，是皇帝广赏群臣、举行盛大的皇家宴会的地方，著名的“诈马宴”，亦称质孙宴(即出席的官员要着同一颜色的衣服)即在此举行。
上都是一座蒙古贵族营建的极富草原特色的城市，就其整体布局看，其殿堂亭榭皆呈品字形，这种设置承袭了中原建筑文化的传统，但是其辽阔的外城设置则冲破了传统的皇家花园的局限，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色彩，特别是城内遍布便于迁移的毡帐、板屋，更是上都城的独特风格。城内建筑包括儒教建筑，佛教建筑、伊斯兰教建筑、民间宗教信仰的建筑，具有融多元文化于一体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