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山西地区的民族文化交融·中国封建时代的两次大分裂与山西地区的多民族文化

三晋古文化兼容不同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到了秦汉以后进一步发扬光大，中原汉民族同北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更加广泛深入地展开了。从东晋十六国时起，经过南北朝、唐末五代、宋辽金元，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末期，由此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和辉煌灿烂的中华古文化。其中，十六国北朝和唐末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为时最久的两次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两大高峰期。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原封建王朝和北方各民族之间，主要是通过连绵不绝的征战侵伐，在激烈的军事争夺和政治较量中，展开了频繁的、全方位的民族文化大交融。这期间，无论北方民族的南侵，或者中原王朝的北伐，山西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山西具备“表里山河”的地理优势，向为兵家必争，有重要战略意义，因而成为历代乱世之强藩的割据重镇和民族文化融合的枢纽地带。

在十六国北朝和唐末五代，有些北方民族曾在山西地区建立了国家政权。如西晋末年，匈奴族后裔刘渊建都于平阳(今临汾市)的汉赵国(前赵);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慕容氏建都于长子(今长子县)的西燕(不计在十六国之内);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拓跋部建都于平城(今大同市)的北魏;五代时期，突厥族沙陀部刘旻(刘崇)建都于太原(今太原市)的北汉(不计在五代国家之内)，等等。此外，还有些北方民族虽不曾在山西建立国家政权，但其开国君主或国家奠基人，或者是出生和曾经活动于山西地区，或者是在山西地区建立起根据地，再发展为割据一方的强大政治势力，最后形成国家政权的。如十六国时期，匈奴族羌渠部(后来称羯族，“五胡”之一)建立的后赵国，其开国君主石勒就出生于上党地区，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五代时期，沙陀人建立的三个国家：后唐国奠基人李克用、后晋国开国君主石敬瑭、后汉国开国君主刘知远等人，都是在镇守太原期间，从山西地区起家而发展起来的。

以上事实说明，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山西地区一直是中原汉民族同北方各民族展开频繁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集中场所。按照地理形势，这和春秋时代的晋国、战国时代的赵国有着大体相同的情形，从而使山西地区再度成为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在这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事实是：第一，十六国战乱的序幕是从山西地区揭开，最后又是在山西地区降下帷幕的。揭开十六国战幕的，就是出生于新兴(今山西忻州市)的南匈奴后裔刘渊。他乘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之机，联络匈奴各部进据左国城(今离石东北)，起兵反晋，很快攻占了山西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并以平阳为国都建立起汉国政权。刘渊死后，其四子刘聪继位，进一步南下攻取洛阳，灭掉了西晋王朝。刘聪死后，汉国政权被刘渊的从子刘曜篡夺，由此引起汉国的分裂。当时，刘渊的部将石勒起兵反刘曜，攻陷都城平阳，并在襄国(今河北邢台)建立后赵;于是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为了与石勒建立的后赵相区别，故称前赵。前赵与后赵经过激烈争夺，后赵终于消灭了前赵。石勒建立的后赵国曾使北方地区获得短暂的统一，但很快也被灭亡了。后赵灭亡后，各民族建立的众多小国蜂拥而起，在北方地区形成“五胡十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十六国长达一百多年的混战自从汉国分裂后多不在山西进行，但是祸乱的种子是从山西播扬出去的。”(李孟存、常金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结束十六国混战局面的是建都于平城的北魏拓跋氏政权。拓跋氏是鲜卑族的一支，原居住于今内蒙古大兴安岭北段鄂伦春自治旗一带地方，后逐步南迁进入山西。北魏是北朝的开辟者，统治中国北方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自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建立北魏政权后，经过四十余年的征战，至太武帝拓跋焘终于统一了北方。从此，长达一百多年的十六国战乱降下帷幕，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鼎足而立的南北朝时期。

其二，在唐末，山西地区是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迭相嬗变的契机。唐朝末年已出现严重的藩镇割据，唐王朝又借藩镇之兵镇压了黄巢起义，于是藩镇势力更加强大，并展开互相兼并，先后称王称帝，由此造成了唐末五代的大动乱。首先是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在开封称帝，建立后梁;接着，被封为晋王的李克用以太原为根据地同后梁展开争夺，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灭掉后梁，并在洛阳称帝，建立后唐;再接着，镇守太原的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出卖燕云十六州为代价，借契丹兵力灭掉后唐，在开封建立了后晋，后晋随之即被契丹所灭;再接着，镇守太原的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又在开封建立起了后汉;最后，后汉的天镇军节度使郭威又取代后汉政权，在开封建立起后周。与此同时，刘知远之弟刘崇又在太原建立起北汉，与后周形成对峙局面，直至北宋初年才被宋太宗所灭。由上可见，唐末五个朝代中，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其余皆建都开封，而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朝代又都是从太原起家夺得政权的。这说明，五个朝代迭相嬗变的历史，主要也就是盘踞太原的割据势力同建都开封(或洛阳)的中央政权进行争夺和太原割据势力不断取得政权的历史，也就是说，制约五代历史嬗变的契机主要是在山西地区。

总之，在十六国北朝和唐末五代两次大分裂、大动荡期间，山西因其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自然地理环境，再度成为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当时，随着北方各民族大量入居中原，山西成为他们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为发展壮大实力和创建国家政权，他们不断学习吸取汉民族的封建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北方民族的汉化，从而把中原汉民族同北方各民族的文化交融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