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的灭亡和大理国的建立
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以后，唐王朝进入了衰落时期，在大约102年的时间里，唐朝有十一个皇帝，这些皇帝或者被宦官控制，或者被外戚控制，或者被节度使等控制，表明这个时候的唐王朝已经衰落，于是南诏国发动了对唐王朝西南方向剑南西川和安南都护府的进攻。
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国第一次攻入成都，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南诏国攻入成都一定是大肆掠夺，但是攻入成都的南诏国将士安慰成都百姓，不滋扰市场交易，秋毫不犯，上述行为至少可以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南诏国的统治集团心中对于唐朝是有敬畏的，能够正确处置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其二，南诏国对于汉民族文化的学习，使他们不做杀人放火的事。出人意料的是，在返回南诏时“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新唐书·南诏传》）。其目的是补充南诏国发展需要的劳动力，特别是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工技”，因此南诏国军队撤退的时候才把青壮年劳动力和技术工匠带回南诏，在此次攻入成都的战役之后，南诏国的物质文化有了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历史学家说“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liè，相同）”（《新唐书·南诏传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可以在云南大理看到具有中原汉民族文化特点的诸多文化遗迹，而大理也因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唐懿宗咸通年间（公元860年—公元874年）南诏国第二次攻成都。南诏国的军队一反第一次攻入成都的做法，却是“俘华民，必劓耳鼻已，纵之，既而居人刻木为耳鼻者十八”（《新唐书·南诏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反映了南诏国的当权者以消灭生产力的心理来对待唐朝的普通民众，这样的行径表明了南诏国即将灭亡。
从此唐朝与南诏国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南诏开始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发动了对唐朝安南都护府的攻击。唐宣宗时，南诏国第一次进入安南都护府。当时，因为唐朝在安南的地方官员不能很好地执行唐太宗时期的民族政策，安南的少数民族首领邀请南诏国的军队帮助他们抵抗唐朝地方官员的盘剥，南诏占领了安南都护府之后，还派人驻守在安南，这在唐朝与南诏国关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唐咸通四年（公元864年），南诏又发动了对安南的强大攻势，安南都护的官员蔡袭全家被杀，城遭屠。唐朝为了有效抗拒南诏国对安南都护府的攻击，从中原征调了许多军队驻防，但是因为来自中原的战士不适应热带气候，战斗力严重不足。虽然唐朝对军事上的战略部署进行了调整，咸通七年（公元867年）唐朝大败南诏国在安南的军队，收复了安南。但是因为大量的中原汉族战士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开始反对这场战争，由此埋下了唐王朝灭亡的根子。
公元868年，驻守桂林的唐朝军队在庞勋的带领下从桂林起事反唐王朝，成了导致唐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所以唐王朝也在南诏国灭亡5年之后的公元907年灭亡，从此中国陷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中。对此，《新唐书·南诏传》总结说：唐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唐王朝与南诏国的矛盾冲突，直接原因是黄巢起义，黄巢起义的原因又与庞勋带领的桂林起义有关，即祸起于桂林，而根源是南诏。
由于南诏不断向北、向南发动攻击，不但给唐王朝造成了极大的消耗，同时，南诏自身也疲惫不堪，国库空虚，连十五岁以下的男子都征募参加战争，仅留下妇女耕种以供军饷，由此可见南诏在攻击唐朝的战争当中，大量消耗了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很快衰弱下去，公元902年，南诏国的最后一个国王舜化贞去世，掌握实权的郑买嗣趁机发动政变，在五华楼下杀南诏国国王蒙氏宗族八百余人，结束了南诏国的统治。
虽然南诏国灭亡了，但是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西南地区政治极不稳定，因此在南诏国灭亡和大理国建立之间的36年当中，西南先后相继出现了三个小王国，即权臣郑买嗣建立的大长和国、清平官赵善政建立的大天兴国、杨干贞建立的大义宁国。大义宁国杨干贞当了国王之后，政治上也无多大建树，而且他“贪暴特甚”，引起不满，“中外咸怨”，这说明当时社会动乱的严重程度，所以在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大义宁国”的通海节度使、白蛮贵族段思平起兵反杨，推翻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
尽管南诏国后期衰退，但是仍然给大理国留下了许多物质和精神的财富，所以大理国建立后，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较之南诏时期有显著的提高。
在农业生产方面，表现在水利工程范围的扩大和土地的大量开垦。在手工业方面是炼铁技术先进，制造出来的“大理刀”闻名全国，其锋利程度被描写为“吹毛透风”。畜牧业也很发达，“大理马”闻名全国，成为大理国与内地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马卖给宋朝。精美的手工艺品也颇有特色，如用橡皮制造的甲胄，式样优美，质坚如铁，披毡、彩漆器皿也闻名全国。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兴盛起来。当时输往内地的有马、羊、鸡等畜禽，有刀、毡、甲胄、漆器等手工艺品。而大理则从内地购入汉文书籍、丝绸、瓷器、药材等物品。据《马可·波罗行记》记载，鄯阐城（今昆明市）已发展为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这为元代以鄯阐城作为云南的省会，创造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虽然宋代统一多民族中国没有实现大一统，但是大理国的发展，为元朝统一多民族中国在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发展提供了诸多物质和精神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