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并存共生，各呈异彩—贵州地域文化的特点·文化的多元一体

中外无论哪一位文化人类学家都承认文化与地域的联系。各地的自然和地理条件，都是该地文化生存的环境。如果说生活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的各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总格局，那么中华文化也必然是多元一体的。同样，贵州作为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它的地域文化也必然是多元一体的。

贵州的地域文化很明显地形成了多元的特征。这是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传统文化，每个民族都是靠其特有的传统文化维系起来的人类共同体。民族中的每个成员，既要受该民族文化的规约，又依赖于该文化而获得自己生存的条件。文化对于它所属的民族来说，既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又是该民族赖以凝聚的基础，同时还是该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动力。在贵州，无论是原居民族还是外来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都形成了能表现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它包括从生产工具、内部组织到风俗习惯、语言服饰等各个方面，使外界一眼就能辨别。但同时，贵州境内各个民族又共同生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贵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必然对这里所有民族产生巨大影响和制约，因此文化上的一体即共性特征也非常明显。在具体的文化层面上，一体包含着多元，多元又体现着一体。这里我们以贵州几种主要民族：汉、布依、侗族的农耕文化试作一分析。

汉族、布依族、侗族，至今还是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民族。贵州温暖的气候和丰富的水资源，使水稻种植成为农耕最重要的方面，在这一点上，各民族都是共同的，从表面上看，各族农民都在种稻，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仔细区分，就有差别。汉族由于多居住坝区，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水利灌溉条件好，这里稻作基本是成片的，易于精耕细作，产量较高，可发展以稻作为主、兼营农副产品加工的经济(产品容易外销);布依族农田多分布小坝区，水稻种植方式大致与汉区相似，但因周围有大山阻隔，交通不便，水稻仅能食用，鲜少能作商品;侗族稻作区多分布于河谷，稻田之间有明显的高度差异，稻田不能连片，只能开辟成条带形梯田，由于温差大，所种水稻品种较多，产量更不能形成批量，但周围多山多树林，很早以来侗族人民就将林粮结合的经济作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我们知道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其节日往往与农业季节有密切关系，稻作区分布不一，经济模式的差异，也就造成了各族与农事有关的节日时间上和形式上的不同。这个例子反映了在一体(都是稻作文化)下的多元特征。

文化上的多元，并不妨碍经过长期交往，各民族形成了共同认可的文化心理与道德准则。如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对民族压迫和不公正待遇的同情和反抗;各民族间友好往来的向往与参与等等。这种例子在贵州历史上是举不胜举的。例如明末东南沿海反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中，由贵州各族组成的“苗兵”起了很大作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曾征调由贵州各族人民组成的军队，前往广东抗击英国侵略者;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贵州各族健儿组成的抗日军队在山东、河南、江苏战场英勇杀敌。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贵州各族人民也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进行反抗的，最突出的事例是太平天国时期，延续二十多年的贵州各民族大起义中，许多民族起义队伍中都有汉族人员参加，共同高奏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因此贵州的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既有一体的共性又有在同一地域中同时并存，平行发展的多元特征，呈现了贵州地域文化万紫千红各放异彩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