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的黄昏
三百年的春秋史，霸业为先。
从郑庄公牛刀小试，驰骋中原始，一代代的霸主你方唱罢我登台。真正的霸业肇始于齐桓公，他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开创春秋霸业的模式。然而真正的重头戏，却是晋楚百年争雄。这两个国家均人才鼎盛，明君辈出。势力此消彼长，实力不分伯仲。晋国之杰出君主有晋文公、晋襄公和晋悼公等，而楚国亦涌现楚武王、楚成王和楚庄王等一代枭雄，晋楚争霸将春秋之勇武精神推向极致。
弭兵之会终结了两强相争的格局，齐、吴和越的相继崛起，打破了长期以来南晋北楚的局面。齐景公阻击晋国的霸权，而吴王阖闾则以气贯长虹之势捣破楚都，几灭强楚，吴国之霸业由此树立；越王勾践则上演了最精彩的谢幕之剧，从而登上了春秋霸业的末班车。
这是个混乱的时代，又是个自由的时代；这是个打破旧秩序的时代，又是个建立新秩序的时代；这是个铁血与权谋交织的时代，又是个文明与智慧发展的时代。
春秋开始了诸侯间的兼并战，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这些又为战国时代更大规模的兼并战打下了基础。与战国相比，春秋时代更富有一种古代骑士之浪漫色彩。在血腥厮杀的同时，又披上了一层文明的袈裟。虽然战争频繁，但绝少后世的残酷与灭绝人性，礼义精神仍是此期战士们坚守的道德底线。
霸业渐近尾声，我们来看看诸神们在春秋舞台上的最后演出。
内斗不断的晋国无法捍卫自己的霸主地位，自晋文公和晋襄公之后，晋侯与周王一样丧失了领袖的权威。大权在握的卿家成为政坛的核心力量，卿家与君主，以及卿家与卿家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一部晋国史的主旋律。家族之间的分权与竞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破坏性的一面。从积极的意义上说，竞争机制使得晋国存在某种贵族民主制的色彩，优胜劣汰的达尔文法则确保政治领袖由最优秀的人才担任。历任执政者几乎没有一个属于庸才，新陈代谢维持着晋国政治的新鲜血液。
可是破坏性的恶果又是显而易见的，流血政变充斥着晋国的宫廷。晋灵公与晋厉公先后被弑，曾经盛极一时的狐氏、先氏、郤氏和栾氏等家族纷纷消失在政治的舞台上。大浪淘沙之后，晋国六卿成为知、中行、范、赵、韩和魏六大家族的专利。从物理学上讲，三脚支撑最具有稳定性的平衡。是否受此影响，西方近代政治学也提出三权分立，并以实践证明了其有效性。倘若这个由物理学与政治学推衍出的理论有某种正确性，显然晋国的六卿制仍隐藏着巨大的不稳定。
果然，范氏与中行氏率先发难，最终的结果却使这两个家族遭遇灭顶之灾。赵鞅以坚忍的意志铲除叛乱集团，这样辉煌的成就理所当然令他在知跞去世后，接任晋国执政。范氏与中行氏的覆灭，使六卿制变为四卿制，由赵、知、韩和魏四家垄断国家权力。明争暗斗的传统并没有改变，实力较弱的韩和魏两家只能当陪衬的绿叶，红花主角则是赵氏与知氏二家。
赵鞅在执政十七年后，于公元前475年寿终正寝，权力的轮盘由赵氏手中又传递到知氏手中。知瑶又称为“知伯”或“知伯瑶”，他坚强勇敢、崇尚武力并雄心勃勃；同时又狂妄自大并盛气凌人。在知瑶专政的时代，晋国的中原霸业回光返照。公元前472年与471年，两度讨伐齐国，捍卫晋军事强国之地位。
知瑶执政期间，赵氏仍不动声色地扩充自己的力量。赵鞅的继承人赵无恤于公元前473年兴兵灭代国，代国之地遂成为赵氏的私家地盘。经历无数次的内斗与相互倾轧，卿家之间没有信任可言。知瑶与赵无恤的性格堪称两个极端，知瑶飞扬跋扈；赵无恤忍辱负重，这似乎注定两人只能是对手与竞争者。
大权在握的知瑶占有先手的优势，权力被他滥用于进行人身侮辱与攻击。他居高临下，语无遮拦，他曾当面羞辱赵无恤：“你丑而无勇，何以成为赵氏的继承人呢？”另一次在酒宴之上，知瑶借着醉意向赵无恤灌酒。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还拿着酒樽打他。士可杀不可辱，赵氏家臣们愤怒了。群情激昂，不惜与知氏决一死战。可是赵无恤深知时机未成熟，此时发难无异于以卵击石。他的隐忍功夫堪比勾践，只是淡然地说：“先父立我为继承人，只因为我能忍辱负重。”
忍辱负重在嚣张的知瑶看来，只不过是胆小鬼的托词和懦夫的借口。强势的赵氏都甘拜下风，韩氏与魏氏，知瑶又岂放在眼里呢？
野心急剧膨胀的知瑶，终于干了一件看似精明实则愚蠢的事情。公元前455年，知瑶狮子大开口，同时向韩氏和魏氏索地。实力不如人的韩虎和魏驹夹起尾巴做人，将一部分土地拱手相让。尝到甜头的知瑶不知收敛，反倒得寸进尺，又索地于赵无恤。土地乃是生存之本，忍无可忍的赵无恤断然拒绝知瑶的无理索求。气急败坏的知瑶诉诸武力，率韩和魏之师讨伐赵无恤。
寡不敌众的赵无恤退守晋阳，知、韩和魏三家合兵围困。晋阳之围持续了三年之久，苦苦支撑的赵氏孤立无援，生死存于一线之间。知瑶为迅速解决晋阳，引汾河之水灌城。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关键时刻，“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传统格言似乎再次得以印证。为扭转危局，赵无恤兵行险着。游说韩和魏两家，晓以唇亡齿寒的道理。知瑶的恶行终于得到报应，韩虎与魏驹突然倒戈，令战场形势发生不可思议的逆转。赵、韩和魏的联手，使得知瑶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演变成了大溃败，这位独断专行的晋国执政者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家底雄厚的知氏从此在晋国消失，曾经煞费苦心经营的地盘成为赵、韩和魏三家瓜分的战利品。虽然晋国还顽强地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但“三家分晋”的格局已基本定型。公室的地盘已被压缩到仅有绛和曲沃等地，而赵和韩、魏三家势力盖过晋侯，并最终成为战国时代七雄中的赵、韩和魏三国。
与晋国的命运相仿，齐国的卿家势力也盖过公室。
齐景公之死是齐国政治之转折，可是即便在齐景公统治的半个世纪里，陈氏家族（即田氏）仍然是左右齐国政局的一大势力。当年陈无宇联合鲍氏家族打垮栾和高二氏，归政于齐景公，这种以退为进的明智选择确保了陈氏家族在齐国的声望与影响力。
作为外来移民的后裔，陈氏家族自公元前672年由陈国迁居于齐。到齐景公去世这一年，即公元前490年，已整整过去一百八十二年。第一代移民陈完因为受赐田地，故而又称“田氏”。对于这一家族，史书有时称为“陈氏”，有时称为“田氏”，名不同而实相同。时间的流逝淡化了陈氏家族外来移民的色彩，如果说陈无宇还认为在齐国的根基尚浅，那么到了其子陈乞时，陈氏家族已经深深地扎根在齐国大地上了。
陈乞延续父亲的策略，施恩惠于百姓，这为家族赢得良好的口碑。可是齐景公去世后，国政却仍然由国氏和高氏等老贵族把持。是到了新旧交替的时候了，作为新贵的陈氏要从老贵族那里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凭借着陈氏家族在齐国民众中崇高的声望，陈乞振臂一呼国人响应。驱逐执政的国夏和高张，立齐悼公。而陈乞出任宰相，独揽大权。
权力场上的高歌猛进，却不能掩饰对外战争的羸弱。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大举伐齐。惊慌失措的陈乞竟然谋杀齐悼公以谢吴师，君主成为权臣手中可随时撕毁的纸牌。然而妥协并非制胜之道，在第二年的艾陵之役中，齐国人仍然一败涂地。唯一让陈乞感到幸运的是勾践在南方发动的攻吴战争，不经意之间拯救了齐国。
陈氏家族在政坛上一手遮天，俨然已是无冕之王，陈乞的儿子陈恒重演了父亲弑君的“壮举”。公元前481年，齐简公成了陈氏家族的又一个牺牲品。比之晋国，齐国的君主显然更有如坐针毡的不安全感。从齐襄公到齐桓公，从齐庄公到齐悼公，如今又轮到齐简公，弑君游戏的流行显然暗示着权力悄悄地转移了。
由于习惯的因素，我们把陈氏改称为“田氏”；陈恒改称为“田恒”，他的另一个名字叫“田常”。田恒是田氏最终得以代齐的关键人物，他执政齐国二十九年。并延续陈无宇和陈乞的惠民政策，减轻剥削，争取民众。杀尽公族中之强者，扩大田氏封邑。封邑面积大于齐国之公室，终使齐政皆归田氏。
半个多世纪后，到公元前391年，田恒的曾孙田和终于捅破薄薄的窗户纸，迁齐康公于海上。田氏由是独占齐国，这已是战国时代的事了。
我们再来看看南方楚国的艰难复兴。
自从吴夫阖闾攻破郢都后，曾经盛极一时的楚国在鬼门关口绕了一圈又生还了。大难不死的楚昭王知耻而后勇，痛定思痛后楚国走上重振雄风之路。楚昭王深知无法与吴国做正面对抗，便将矛头对准邻近的诸侯与蛮夷。公元前496年，楚国将顿国从地图上抹去；公元前495年，楚灭胡国；公元前491年，讨伐蛮夷，俘其君臣，大获全胜。经历阵痛后楚国人又重新寻回扩张的激情。
楚昭王将复兴的大棒交到楚惠王手中，可是一场兵变差点让楚国陷入灾难之中。兵变主角白公胜（即熊胜）是前楚太子熊建之子，当年与伍子胥一同逃亡到吴国。多年之后，楚惠王特许他回国，并封他为白公，算是对太子熊建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平反。熊胜的父亲死于郑国人之手，他与伍子胥一样，身上流淌着复仇的血液。为报父仇，他多次要求出兵讨伐郑国。但是令尹子西不仅未应允，而且与郑国缔结同盟。
恼羞成怒的熊胜将一腔怨气倾泻到令尹子西身上，在雇用刺客刺杀子西失败后，熊胜不惜铤而走险以政变的方式来取对手的人头。公元前479年，熊胜找到了一个进军郢都的机会。这一年，他打败了吴国人的入侵，便以献捷为由挥师入郢。楚惠王迎来的不是卫国英雄，而是一群叛逆者。熊胜的军队迅速控制首都，杀死楚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并劫持了楚惠王。
庆幸的是，自幼漂泊他乡的熊胜在国内缺乏深厚的根基，而楚国向来不乏智勇双全的英雄。叶公沈诸梁成为稳定国家的中流砥柱，他率军队进入郢都。王师的到来得到国人的鼎力支持，势单力薄的熊胜终于败走，走投无路之下他只有绝望地选择了自杀。
总有人不自量力，小小的陈国借楚国内战之机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冒冒失失地进攻楚国。趁火打劫的结果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实际上陈国不仅是蚀把米，而是葬送了整个国家。楚国在平定熊胜之乱后，立即挥舞武士之刀杀气腾腾地劈向陈国。这雷霆万钧之势，是陈国人所无法招架的。公元前478年，陈国成为楚国利齿血口下的又一牺牲品。陈闵公成了刀下之鬼，而国家也随之被楚国所吞并。
在之后的三十年里，楚国表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低调。几乎在国际舞台上消失，既不与晋和齐争雄中原，也不与越国角力东方。楚惠王是长寿的君王，统治楚国超过半个世纪。他韬光养晦，似乎与世无争。只是埋头于闭门造车，似乎超然于竞争之外。直到三十年后，楚国人才又让天下人眼前一亮，再度出鞘的宝剑比以往更加寒气逼人。
公元前447年，楚惠王即位四十二年后，开始他一生最辉煌的扩张。楚国的战车践踏蔡国的土地，这个在西周初便建立且历史悠久的诸侯国，又被楚国人括入囊中。两年后，又一个古老的诸侯国被楚国所吞并，这便是以“杞人忧天”故事而闻名的杞国。屡屡得手的楚国继续向东扩张，目标直指江淮之北之地。在越国灭吴后，勾践未能尽征服该地之各部落。楚惠王以一往无前的意志武力征服，东拓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
此时距吴楚柏举之役，已整整过去六十年。曾经的敌人吴国早已如云烟散去，而奋斗不息的楚国人又回来了。楚惠王以半个世纪的艰辛打拼，打造出一片新天地，这也使得在战国时代楚国仍是七雄之一。
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楚国的幸运，春秋最后的霸业是勾践创造的，但越国的霸权只是昙花一现。
平心而论，越国只是僻处东南的小国。地小人稀，文明落后，难成气候，越国的奇迹只是因为有勾践这样的旷世英雄。灭吴之役，使越国迅速取代吴国而成为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勾践不失时宜地会齐和晋诸侯于徐州，并致贡于周，开始将东南夷国的影响力渗透到中原大地。已经全然落魄的周元王封勾践为伯，这意味着周王室承认越为诸侯之长，只是这种任命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勾践慷慨的施舍仍然赢得了诸侯们的尊重，他以淮上地予楚，归还吴国所侵占的宋国土地，并将泗水以东六百里之地划给鲁国。这样大手笔的赠送，巩固了越国在江淮东部的霸权地位。
可是自灭吴之役后，越国衰落的征兆初显。首先是越国第一谋士范蠡悄然离去，他辅佐勾践二十余年功劳赫赫。这个明智的人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至理，越王复仇心愿已遂，称霸之业已成。功成名就之后，能共苦的人未必能共乐。盛名之下，难以久居。他急流勇退，云游四方。最后落脚于齐国陶地，开始了他人生第二次创业。精于政治谋略的他，在经商上亦有超人的天分。竟然在商场上所向披靡，富甲一方，号为“陶朱公”。
可是另一名大功臣文种则下场悲惨，他的好友范蠡曾写信给他，提醒越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文种却自恃功劳甚大，不愿像范蠡那样洒脱而去。果然如范蠡所料，勾践的猜忌之心日甚一日。当年文种为灭吴提出九策，而勾践仅用其三策便大功告成，所以他不能不提防着文种以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勾践的一席话暗藏杀机：“当年你的九策，仅用三策就破强吴，还有六策尚在。希望你到九泉之下，用这些计策对付吴国的祖先。”并赐送一柄属卢之剑，文种明白越王欲置己于死地，最终只能以伏剑而死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越国的人才与勾践的意志是这个东南小国得以威慑天下的原因所在，当这两大元素不复存在时，越国走向衰弱似乎是必然的趋势。公元前465年，一代伟人勾践与世长辞，我们不能奢望其继承者有他因坎坷而磨砺出的坚强品质，能小心翼翼地维持国祚已属幸运。
进入战国时代的越国失去与诸雄抗衡的资格，在公元前306年终亡于楚国人之手，这时离勾践去世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年。
春秋史是从平王东迁的公元前770年始，然而何时结束却有不同争议。一般的说法是结束于公元前476年，不过这个时间段的划分并没有特殊的历史事件，只是以周敬王去世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考虑到春秋后期周王实际毫无作用可言，这种划分时代的方法显然只有某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也有人认为春秋应划到公元前453年，这一年晋国赵、韩和魏三家颠覆知瑶，为晋国三分奠定了基础。如果以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划分方法为依据，则是在公元前403年，即赵、韩和魏被册封为诸侯，以“三家分晋”为跨入战国时代的标志。
众说纷纭，笔者无可适从。窃将春秋结束的时间，即传统的公元前476年略延长至公元前473年。是年勾践灭吴，这使得春秋后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不至于因人为因素而尴尬地被分割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总的来说，春秋大约延续了三百年的时间，而战国则大约延续了二百五十年，这样略可以说春秋与战国是平分秋色吧。
春秋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个变革是全方位的。并且意义深远，充满了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天无二日”的一王独尊局面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霸主为主导的政治新格局。在春秋霸主中，最著名的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等；除此之外，郑庄公、楚武王、楚成王、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和齐景公等也有过不俗的表现。春秋的亮点在于君王并非绝对的主宰，贵族阶层对国家的影响力时常超过君王。如晋之六卿、郑之七穆和鲁之三桓，还有宋国华和向二族，以及最后夺取齐国的田氏（陈氏）家族，均为强势之贵族。国与国之间有力量之角逐和霸业之更替，国家内部则是君臣之争和贵族间之倾轧。
与后来之乱世，如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不同，春秋时期混乱的表面下，实际上饱含生机与活力。君与臣，以及臣与臣之间的相互牵制，反倒形成一种平衡机制。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权力有了制衡的力量，这种机制因其非独裁性的色彩，使得整个社会仍未脱离文明的框架。绝不似其他乱世时代，暴君横出，践踏人性的尊严。在三百年的春秋史中，国家林立，涌现出的君主与权臣不计其数。但真正称得上暴君的，却非常少。传统的礼仪文化虽然衰落了，但仁义的精神仍被奉为圭臬。
如果我们做一个不太贴切的对比，春秋时代略近于近代欧洲。国家主义兴起，各国为生存空间而战。既有野蛮的一面，亦有文明的一面，新的思想层出不穷。春秋时期的法、道和儒三家对中国影响至深至远的思想，已初步确立。管仲与子产的重法精神，比起战国时期的商鞅和韩非子，多了几分理性与人性；老子留下五千字的真言，成为博大精深的道家思想不朽的源泉；孔子的儒学思想虽然在其生前未能大放光芒，但却成为未来两千年中国政治思想的定海神针。
春秋是开放的社会，华夷之辨，不在血统，而在文明。华夏族的开放心态，使其可以融合诸多夷狄，楚、吴和越这些夷国，最终都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华夏民族大发展的时代，更呈现强势文明之优势。勇敢与坚强成为这个大民族奋发进取的力量来源，春秋的史诗无处不写着勇敢的字样。人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完全不亚于荷马诗章下所歌颂的英雄。赵氏孤儿、伍子胥复仇和勾践卧薪尝胆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是春秋血性浓缩的写照。
春秋之史事，有终结之时，这本小书也将曲终收拨。以短短数十万字收藏三百年之震荡曲折之故事和百十号英雄人物的非凡人生，势必是挂一漏万。所以坚持者，盖以为能做些许投石问路的粗活和抛砖引玉的铺垫。笔者深信不疑的是故事有结局，而那勃勃生机之时代所孕育的精神之光，却没有停泊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