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名医张从政

张从政(公元1156～1228年)，字子和，金睢州考城(今河南民权县城东，一说兰考县东) 人，此地在五代梁开平元年 (公元907年)，曾更名戴邑，故张子和自号为戴人。为金元四大家之一。

张从政出身于世医之家，少年时受到家庭的熏染，决心继承父业，致力于医学，13岁时便诵习《素问》、《难经》、《伤寒论》等书。20岁移居宛丘(今河南淮阳县) 开业行医，足迹遍及颍州、郾城、汝阳等县。金章宗泰和三年 (公元1203年)，从军入伍，南下江淮，任军医之职。金宣宗兴定中一度被召至京都汴梁 (今河南开封)，在太医院任职。由于当时处于朝戈暮戟，疫病流行的乱世，看不惯迎送长吏，马前唱喏的丑态，不久便辞归乡里，与弟子麻知几、常仲明等游于隐水之上，一面博览古今医著，研讨医学理论，“讲明奥义，辨析玄理”; 一面悬壶应诊，为人治病。数年间名震东州 (指开封以东的州郡)，“以医闻于世”。晚年，由于不满金朝统治，乃隐居民间，过着“一张琴、一壶酒、一溪雪、五株柳”，“纸窗土坑醉复醉，日夕间醒蚕五斗” 的生活。

张从政治学态度严谨，务在求实，立论必以古代医学文献为依据。学术观点则私淑金元四大医家之首刘完素，用药多偏寒凉，并有所发展。在治疗方法上，则从疾病发生的实际出发，认为邪气是一切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故主张治病必先祛邪，邪去则正安。他说： “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 指出风、寒、暑、湿、燥、火为天之六邪，发病多在乎上 (外); 雾、露、雨、雹、冰、泥为地之六邪，发病多在乎下; 酸、苦、甘、辛、咸、淡人之六邪，发病多在乎中。他用上 (外)、中、下三方面概括病邪的所在，而且据以文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其高者，因而越之; 其下者，引而竭之; 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溃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对《伤寒论》更是潜心研究，在实践中加以印证，并作了发挥。提出治疗疾病必先祛邪，而祛邪的治疗方法，则应以汗、吐、下攻病三法为主。具体地说，凡是风寒之邪所发的病，在皮肤、经络之间的，应用汗法; 凡风痰宿食在胸膈或上脘的，要用吐法; 凡是寒湿痼冷，或热客下焦等在下的，可用下法。他举例指出，疾病在胸部以上的，如果用轻微的丸散，是治不好的，必须使用吐法，才能将病邪从近路驱出。他用吐剂也有一套经验，先用小剂量，不见效就加大一些，再不见效使用物理的方法来辅助; 遇到吐而不止的情况，再采取其他解法。正是由于张从政偏重攻法，主张慎用补法，所以后世称他谓“攻下派”或“攻邪派”。

在医学争鸣的金、元时代，反对张从政的人也为数不少，有的说，临床疾病如此复杂，只有三法，何以尽愈其病?若遇虚损之疾，岂不伤人性命?其实，张从政强调汗、吐、下三法，是为了纠正当时一些医生妄用温补药的流弊，他大声疾呼告诉人们，一味用温补法，过分服用辛燥的药物，将是社会的不幸，病人的灾难。他竭力主张用辛凉方剂来纠正这种偏见，诚恳地告诫人们不要过于迷信人参之类的补药。他说： “凡药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虽甘草、人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必有偏胜，气增而久，夭之由也。”说明滥用补药之害。任何药物都有利弊两重性，以大补元气的甘缓之品人参来说，如果久服、误服，或服之不当，亦足以致害。当然，张从政并不完全否定补法。他强调以饮食补养为主，药物只能起辅助作用，用药治病，应适可而止。

张从政在行医中广泛应用发汗、催吐、泻下这攻病三法，并不像有人想的那么简单，而是应用范围甚广，如“引涎鹿诞，嚏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 炙、蒸、熏、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 由此可以看出，张从政经过多年的医疗实践，不仅丰富了汗、吐、下三法的内容，扩大了三法的治疗范围，而且在运用中达到了十分精确熟炼的程度。元代医家吕复曾经说： “张子和医，如老将对敌，或陈兵背水，或济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对其学术恰如其分的评价。

张从政一生写下十余部著作，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名曰《儒门事亲》，意思是说： “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该书共15卷，详细论述了三法的理论和各科临床实践以及杂记、方药等，对研究以“攻邪派”为主的学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