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贪污风盛
明朝初年，由于出身贫苦农民的朱元璋，深深了解元末官吏贪污盛行之害，因此在建立明朝后，严惩贪官污吏，甚至动用“剥皮实草”(剥下犯人皮以草充之)之类酷刑惩治贪污，所以明初三十余年，官吏比较廉洁，国家欣欣发展。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趋腐败，贪污受贿之风渐起。到明朝末年，吏治空前败坏，文官武将贪污之风大盛。进入崇祯年间，更为严重。当时官吏升迁，全靠贿赂。时人李清在谈到崇祯十五年(1642)的“货贿之风”的严重情况时说：“一监司以五千金营边抚，疑其俸浅，又益二千金，卒得之。一部朗谋浙海道，议者云‘须五千’，作事者靳(吝惜)之，仅许三千金;虽先献半，竟得一守而去。令之俸足者，得礼曹亦必二千，兵曹亦必千金。有营之铨曹，为出一缺，而大复攫去，绝无无翼而飞者”(《三垣笔记》附识上)。办理其他公务，也必须贿赂，不然，办不成事。如部队到京城请饷，凡发万金，例扣三千。崇祯年间出了许多大贪污犯，如两淮巡盐御史冯垣登“匿课七万八千金有奇”(《国榷》卷一百)。在官吏的影响下，经办公务的吏役也千方百计贪污中饱。
当时贪污最剧、影响最大的是军官，他们用虚报冒领军饷、吃空额等手段，营私舞弊，大饱私囊。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翰林院检讨汪伟上奏说：“臣按南京营兵，旧称十万有余，今大教场存者只六千三百，小教场存兵九千一百，新江口五千六百，总不过三万……乃兵亏而饷不减”(《国榷》卷九十九)。兵士减少了，而军饷不减，多领的部分被军官入了私囊。由于军官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使明朝政府筹措、搜刮来的军费钱财，落入他们私人的口袋。军费不足，只得再向人民苛敛，敛来的钱财，又落入他们的私囊，从而产生了“三饷”的加派。赋役的沉重，加重了阶级矛盾，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但归根结蒂，则是由于吏治财坏、贪污风盛所致。
通过明初和明末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官吏廉则国家兴，文武贪则国必亡。这一教训是后人应该牢牢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