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直言进谏的王恽

王恽 (公元1227～1304年)，字仲谋，号秋涧，元卫州路汲县 (今河南卫辉) 人。父王天铎为金户部主事，负责本署的总务。王恽好学善文，在社会上颇有名气。他是元好问的弟子。世祖中统元年 (公元1260年) 左丞相姚枢宣抚东平时，辟为详议官，未几，召至京师，上书论陈时政，擢为中书省详定官 (负责编修敕令)。时年26岁。历任翰林院修撰，兼国史院编修官、中书省左右都事(事务长)。至元五年 (公元1268年)，设立御史台，选为首批监察御史，上书《击邪》、《纳诲》等，提出建议150余条。后历平阳路总管府判官、翰林待制、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不避权贵，惩治贪官污吏及不法者。至元二十九年，召至京师，授翰林学士。成宗铁木耳即位后，进《守成事鉴》。元贞元年 (公元1295年)加通议大夫，知制诰 (掌起草诏令)，同修国史，参与《世祖实录》的纂修。集《圣训》6卷进呈。大德元年 (公元1297年)，进中奉大夫，75岁上章请求退职。卒赠翰林学士承旨，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

王恽经历了宋、元之际的社会动乱，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他在任监司后，依据“中外伫望，庶得休息” 的迫切要求，提出了 《便民三十五事》，就如何立法、选官、恤民、息兵力、养人才、节费用、停不急务、侵夺民利不便等事作了具体的阐述，乞请御史台备呈中书省照详施行。至元二十八年秋季，燕南一带，发生水灾。他肩负朝廷使命巡视灾情，看到民众辛勤劳动的果实被洪水吞没，心中十分难过。他在诗中写道： “谷穗虚稂草色熏，满地水积漫如囷; 一餐到口还无济，辛苦田间力稼人。”他回到大都，右丞相史天泽在相府举行宴会，宴请百官，他也应邀出席。入席后，他见达官满座，桌上摆满了名酒佳肴，与他视察灾区时所见的情景形成了显明的对照。他百感交加，遂挥笔赋诗，请免租徭，希望朝廷减免租税。

王恽居官，刚直不阿，对于社会上的各种恶势力，嫉恶如仇。他在任监察御史后，针对官场上徇私舞弊的陋习，力挽狂澜，上书朝廷，建议加强立法，责成各级监察官员秉公执法。当时负责水利的朝官刘晸，利用治水导河之便，贪污官粮40多万石。王恽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进行弹劾揭发。当他查知刘晸监修太庙从中偷工减料中饱私囊的事实时，也毫不犹豫地上书予以揭露。他说： “晸监修太庙毕工，特转官赐赏，今才数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论如法。”刘晸见其贪污败露，惶惶不可终日，竟以忧虑而死。冯时升于行铺人户私征滥派，多取行钱11两3钱5分，黄米7石，面100斤。以此作为礼物，通过大兴府保举赴部求官。中书省居然不行查实，委任冯时升为保定县尉。王恽上书予以揭露，要求御史台痛加惩处。

至元九年，在任平阳路总管府判官 (府长官的助手) 时，绛州太平县 (今属山西) 有一个姓陈的人杀死自己的哥哥，案发后，行贿官府，结果使得300多人受冤被逮捕下狱，长达5年不能结案。世祖得知后，派他前往调查处理。他奉命前往，认真进行访查审讯，终于弄清了案情的真相，使无辜被关押的300余人得到了释放。老百姓感动得流着眼泪说： “绛县久旱，下了一场透雨!” 王恽也颇有感慨，赋诗道： “山神说是宰公身，野老年来话本因; 采玉得仙俱恍惚，至今功利及斯民。” 在燕南河北道任职期间，由于他执法严明，在其所辖地区的 “赃吏多所罢黜”。在任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时，正值沿海地区处于混乱状态，官吏缺额很多。他向朝廷上疏要求到沿海填补空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果断地处置了40多名贪官污吏，罢去了他们的官职，重新任用了一批文武精通，耿直清廉的人赴职，对于狱中的积案一一地进行清理，释放狱中关押的无辜。并在福建沿海建造营房，让戍兵居住，改变了以往兵寓民家的陋习，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王恽身为世祖忽必烈、太宗皇太子真金和成宗皇帝铁木耳三代的谏臣，悉心为元朝谋划。至元十八年十二月，进《承华事略》一书，书中设目有广孝、立爱、端本、进学、择述、谨习、听政、达聪、抚军、崇儒、亲贤、去邪、纳诲、几谏、从谏、推恩、尚俭、戒逸、知贤、审官20篇，裕宗览后，深受教益，并令诸皇孙观览。至元二十九年，在柳林行宫受到召见，上万言书给忽必烈。针对元朝当时的实际，就如何调整政策提出了15项建议。诸如议宪章以一政体，定制度以抑奢侈，节浮费以丰财用，重名爵以揽威权，议廉司以励庶官，议保举以核名实，设科举以收人才，试吏员以清政务，恤军民以固邦本，复常平以广蓄积，广屯田以息远饷，息远略以振己有，感和气以消水旱，崇教化以厚风俗，减行院以一调遣。这些都是摆在元朝统治者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受到忽必烈的高度重视。成宗即位，他又进献《守成事鉴》 13篇。这些著书和上疏，为促进元朝统治集团政策的转变，提高元朝帝王的理政能力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王恽一生勤于著述，留下的著作有 《秋涧集》 100卷，前77卷为诗文，后23卷为专著，包括《承华事略》、《守成事鉴》2卷，《中堂纪事》3卷，《乌台笔补》10卷，《玉堂嘉话》8卷。另有《相鉴》50卷、《汲郡志》15卷。这些著述，集中地反映了他在文学、史学方面的建树，同时也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元朝政策的转变，以及元朝的社会和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