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与巴金的早期创作

我国著名爱国主义革命作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战士巴金，不仅在解放前创作了以长篇小说《家》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作品，而且在建国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多有著作，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考察巴金早期的创作，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他是有重大影响的。

“五四”以后，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其中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吸引了当时充满革命热情的年轻的巴金，成为巴金热烈追求的人生信仰。1921年，巴金参加了成都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杂志的编辑工作，并撰写文章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鼓吹社会革命。革命的独特历史条件使巴金把无政府主义当作反帝、反封建和攻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武器，并从中受到“鼓舞的力量”，写成了《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作品。这些小说中体现出的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与他的世界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实际上，这是因为巴金对无政府主义并非从体系上完全吸收;而是在追求自由光明的思想基础上，从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出发，来接受其中能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成份和因素。但是，无政府主义对巴金早期创作的消极影响也很大。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他描写革命运动时，往往不能正确理解个人与群众、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而夸大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个人作用。如《灭亡》结尾就写到杜大心只身刺杀戒严司令未遂自杀后，上海纺织工人在他的精神感召下举行大罢工取得了胜利，而领导罢工运动的正是杜大心的崇拜者李静淑。这些作品里也描写了革命团体，但却取消了坚强的领导，而强调个人的自由行动。小说中表现出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按列宁的说法，“多半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而很难说是斗争。”其次，作品把革命与革命者极端对立了起来，似乎革命就是死，参加革命的唯一目的就是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使小说带上了浓重的感伤、忧郁色彩，在青年急躁、冒进、遭受挫折而悲观失望，极需有人指明出路时，会在感情上对他们起到扯后腿的不良作用。巴金自己也说：旧社会，青年人，“最初喜欢我的作品，可是不久他们要移步向前，在我的小说里却找不到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只好丢开它们朝前走了”。

实际上，巴金自己虽没有明确表示过要放弃无政府主义，但在以后的创作中也已经克服无政府主义的消极影响，渐渐“朝前走”了。被鲁迅称赞为“屈指可数的好作家”的巴金，终于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并为我国新文学赢得了世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