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苦心付东流

齐梁文风的恶劣影响深为隋初统治者所重视。隋朝建立之初，文帝励精图治，改革政治，崇尚质朴，改革文风乃是他的弃华返朴政治的一部分。开皇四年，隋文帝下诏改革文体。据史料看，这次反对齐、梁的绮丽文风，是为巩固隋初政权而采取的一些重要措施的一部分;这次措施所考虑的主要是“文笔日繁，其政日乱”，纯然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这次改革文风的主要内容，着眼点在应用文，要求应用文去掉华艳的辞藻，讲求实用，甚至连文学也一概加以反对。当时大臣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斥文学为“雕虫之小艺”，连“建安风骨”的主要代表三曹也和齐梁文风一起加以反对。

这次改革文风的方法，是由皇帝下诏强令推行，对有华艳文风者绳之以法。下诏改革文体的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被交付所司治罪。中国封建社会文网甚多，然而因辞采华艳而绳之以法者于此仅见。

这次改革文风，虽有司马幼之治罪于前，却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六朝华靡文风依然盛行。李谔的上书虽极斥典丽，而自己的文辞却仍未脱齐梁旧套，仍有不少对仗精工，句法森严的地方。

开皇初年的这次改革文风，随着文帝晚年的渐趋骄奢，特别是炀帝的即位而烟消云散。在隋代这个文学发展的过渡时期，对文学理论的最基本要求应该是根据文学的发展趋势，引导文学有充实的内容，又总结、继承已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引导南北文学合流，把文学引导到一个健康的统一的进程中，从过渡期进入新的发展期。但是，隋初的文风改革，用一种偏颇去取代另一种偏颇。他们的主张脱离了文学发展的实际，无视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文风的改革，必须在承认文学的特点、承认它已经发展起来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必须从它自身的特点出发加以引导，从它自身的规律中引导出它的发展方向，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为改革文风而彻底否定文学的特点。单纯地以帝王之威，齐之以刑，是一种极为偏狭的主张，当然不可能发挥指导文学发展的作用。

同时，一种理论主张的生命力，取决于它的实践价值，而不取决于推行这种主张的行政威力;其作用在于引导，而不在于威逼。隋代统治者一方面想借刑罚的威慑力量改变文风，一方面又不身体力行，当文帝和李谔主张改革文风时，晋王杨广周围却正团结着一大群从南朝来的文人，继续追求繁采丽藻。己之所爱，而强他人不得爱，短命的结果当然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