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发行公债的背后

旧中国的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国民党政府都发行了大量的公债，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绝大部分也是公债交易，而股票交易则十分冷落，所以有人称之为财政市场。因为它并不能很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

北洋政府在它统治的16年中，总共发行27种内债，实际发行额为61206万元，其目的是用它来解救财政窘迫的困境。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等待着它的也是财政窘迫的困境。这时上海的著名银行家张嘉璈向国民党财政部长宋之文建议，如果“公债信用一佳，则百事迎刃而解”，从此以后，南京政府就靠发行国内公债来维持它的财政了。

南京政府于1928年发行善后短期公债4000万元，金融长期公债4500万元，金融短期公债3000万元，接着于1929年发行关税库券(名为库券，实则长期公债)4000万元，裁兵公债5000万元。编遣库券7000万元，这三种债券的期限分别为62个月、10年和100个月，因为常常有人因公债投机失败而自杀，所以当时戏谑者把这三种公债券的头一个字连起来，称之为“棺材边”(即关、裁、编的谐音)。到1931年止，不到五年时间，南京政府就发行公债105800万元，比北洋政府16年所发的总和还多73%。

进入三十年代，公债发行形成高潮，发行额继续增加。公债的发行，即所谓一级发行市场，主要靠银行接受抵押加以包销;据统计，1934年全国银行业购置“有价证券”的余额为4.69亿元(其中虽有一些企业股票与债券，但绝大多数是政府公债)，为该年银行业放款总额26.23亿元的17.8%，占存款总额29.97亿元的15.6%;1935年银行业“有价证券”余额增至5.93亿元，占放款总额(31.95亿元)的比重增至18.5%，占存款总额(37.89亿元)的比重仍为15.6%，在银行业总的资金运用中，用于购置有价证券的比重如此之大，可见金融业与公债关系的密切了。而公债购买者多，投机者更多，这是由于二级流通市场——证券交易所的作用。作为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所在地上海的交易所，远比北京交易所营业兴盛，它的全年成交额，1928年3.8亿元，1929年增为14.1亿元，1931年又增为29.2亿元，1932年有所下降，1933年又增至32.1亿元，1934年更高达47.7亿元。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虽有公债交易和股票交易两个部分，但股票交易自从1921年发生“信交风潮”后十分冷落，绝大部分是公债交易。

公债交易如此兴旺，成交额如此巨大，不仅是由于投资公债获益丰厚，吸引了庞大的游资，还由于狂热的投机活动把它推上了显赫的地位。因为交易所不仅可进行现贷买卖，还可进行三个月以内的期贷买卖。投机者是与市价涨落波动而伴随俱来的，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变动和变动前的各种猜测或谣传，都可成为市价上下波动的因素。市场的敏感性特别强，内战、外来侵略，政局变化、财政状况、债务前景等等，都会引起市价的变幻。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势力集团，故意制造假经济情报和散布诱发性很强的谣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造成行情动荡不定，市价变化莫测，使众多散户受骗上当，更增强了证券交易的投机气氛。

到抗日战争前夕止，南京政府总共发行公债26亿元以上。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宣布按照面额价值兑付现款。那时通货膨胀，物价已上升数千倍，照面额兑付，实际上把这项诺大的债务一笔勾销了。旧中国发行公债这个经济事件给我们留下一条深刻的启示：国家的性质决定国内公债的性质，在旧社会，国家是统治人民的工具，公债是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