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义的失败

明末政治腐败，剥削加重，灾害频繁，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

李自成(1606—1645)，本名鸿基，米脂李继迁寨(今属陕西)人，农民家庭，童年时给地主牧羊，曾当驿卒。崇祯二年(1629)，李自成起义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崇祯八年(1635)，荥阳(今属河南)大会时，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领袖赞许。次年，高迎祥牺牲，李自成继称闯王。崇祯十一年(1638)，他在潼关(今属陕西)战败，仅率刘宗敏等十余人隐伏在商雒山(今河南、陕西边区)中，次年出动。崇祯十三年(1640)，又在鱼腹山被困，他以五十骑突围，进入河南。

当时中原地区灾荒严重，阶级矛盾极端尖锐，李自成用李岩等提出“均田免粮”口号，他还规定：战士不准收藏白金;缴纳物品归公;行军不住民房，自带帐篷宿营;损坏庄稼，严厉处罚;公平交易，平买平卖;不滥杀人，不奸淫妇女，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李自成作风民主，上下平等，大决策和部下讨论决定。他平日生活简朴，粗茶淡饭，食不兼味，与战士同甘共苦，保持劳动人民本色。这些符合被剥削、被压迫劳苦大众的愿望。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起义的最大主力军。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在襄阳(今属湖北)称新顺王。同年，在汝州(今河南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乘胜进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称大顺王，年号永昌。起义军乘胜前进，于三月十九日，攻进北京城，明崇祯帝见大势已去，吊死在煤山(今景山公园内)，明朝被推翻，起义军取得了攻破明王明京城的大胜利。

但是，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后，内部发生很大变化，有的将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产生麻痹轻敌思想，忽视了地主阶级猖狂反扑的危险;有的进城后蜕化，不能抵制金钱酒色的侵独，逐渐消失原来的革命意志;也有些士兵，以为胜利到头，盼望回家务农;特别是混进起义队伍里的牛金星乘机破坏，胜利果实被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官僚篡夺了。原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借口爱妾陈圆圆在北京被掳而投降了清军，并引清军入关攻击农民军，李自成亲率军队出发，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和清军夹击失利，退回北京并向西撤走。五月一日，清军占领北京。

清军分两路进攻陕西，农民军在潼关、延安接战，先后失守。李自成放弃西安，率军转入湖北地区，经襄阳，突进武昌。永昌二年(1645)四月下旬，农民军到通山县九宫山(今属湖北)地方，李自成只率领二十余骑亲兵，离开大队人马，进山察看地形，突然遭到地主武装力量的袭击，李自成不幸牺牲，年三十九岁。他的余部将领又继续坚持抗清，战斗了十九年。

李自成起义军攻进京城后，胜利冲昏头脑，被金钱酒色腐蚀，在内外勾结的敌人反扑下，斗志消沉而败退，察看地形时又不警惕，反被地主武装偷袭而身亡。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军的最大教训!

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李自成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缺乏清醒的认识。他的失误首先表现在政策上，打击面过宽，对原明朝官吏普遍进行严刑追赃，没有注意斗争策略。忽略了生死攸关的军事斗争任务。主要将领忙于追赃，文官忙于筹备登基典礼，等待加官进爵。其领导集团还沾染上享乐腐化的思想，主要领导人搬进原明朝贵族勋戚的豪华府第，歌舞酒宴;许多士兵渴望回家种地，斗志消沉。原有的良好军纪也逐渐败坏，出现了扰民现象。第二，更重要的是，面对迅速而来的巨大胜利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和轻敌麻痹的思想。对于江南明朝残余势力，认为“传檄可定”，只派少数军队南征;对吴三桂所处的地位及其向背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派人招降吴三桂，一方面又触动其家人和在京的利益，结果使吴三桂勾结满族贵族入关，联合进攻农民军。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的失败，再一次说明了：在中国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农民阶级毕竟是由小生产者形成的，它受着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因而不可能解决其起义斗争中所需要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分散经营的个体经济使农民阶级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很难在起义斗争中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