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望之空谈误国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朝廷重臣如宰相、大学士等一般都由儒家经学士任职。这些文人，洁身自好者居多，但都有空谈仁义、不问实际的毛病。以后的公孙弘、蔡仪、韦贤等等都是“传先王语”者。自鸣清高，专讲外行话，特别是处理经济事务时缺乏经济头脑，常常以感情代替政策，往往误国误民，败事有余。汉武帝时的儒士萧望之是一位典型。萧不附外戚，久未安重用。霍光死后，元帝时方以太子太傅身份辅政，最后被宦官、外排陷至饮鸠自杀。其为人刚直，但对理财一窃一通，有时还利用职权胡乱干预。
宣帝时，汉与西羌、匈奴有战，京兆尹张敞建议令犯法者入谷以实边，即上交朝廷钱粮以赎罪来支援边境战争之需。这本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萧望之持儒家义利观，大谈“教化”之理，认为“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影响不好，因而反对入谷实边。这种不切实际的分析，可谓“图虚名，落实祸”。张敞与萧辩论，提出入谷赎罪之理计有三点：第一，不是犯罪者皆可入谷赎罪，有大罪者不开此禁;第二，战争急需物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第三，要不尚空谈，敢于权变，拿出有效办法来。但萧望之仍极力阻挠，喋喋不休，不准开禁。又一次，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为了平衡谷价和实边的目的建议设常平仓。萧望之则以为是“与民争利”，坚持自然经济，反对开发实业。他说耿寿昌筑仓治船，耗费钱财，兴师动众，百姓劳顿，所以不妥，怕违了民心与天意。实际上耿的建议如果采纳，将会以较小投入获取较大效益。建仓贮粮，调节流通，减少漕运，好处明显，但萧望之这个迂夫，连四比三多的道理都不懂。一头钻进牛角尖里讲空洞的大道理。儒士多有轻商、贱商思想，萧望之瞧不起“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实际算帐赚钱增加收入)的耿寿昌，竭力干扰别人去解决问题，影响极坏。因为如果是一般儒生出来说几句还无所谓，而话由宰相一级要员讲出来，就成了“准圣旨”了。这里也有所谓“一票否决权”。萧望之“好心”办坏事，误国又误民。以后各代此类情况不断出现，空言误国，清谈失利。他们也扮演了使历史发展缓慢，经济停滞不前的一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