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迷信风水的经理——潘昌猷

潘昌猷是解放前重庆金融业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之一。他投资经营120余家工商企业，曾任重庆市银行公会主席，市商会主席等职。潘发迹于金融业。1931年其兄潘文华(当时的重庆市长)设官商合办的重庆市民银行，潘昌猷为董事兼总经理。他虽不谙业务，但知人善任。一方面外出延聘高手;另一方面又能虚心向老银行家如聚兴诚银行总经理杨粲三请教学习。为谋求发展，潘昌猷通过潘文华向川康督办公署督办刘湘请求，获得发行一角和五角钞票的权利，来解决市民银行所需的营运资金。这一举措，方便了一般零售商店及居民的使用。角票发行额最高曾达到130万元。市民银行业务也由此不断扩展推进，连年获利颇丰。潘昌猷自此声望大增，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1934年，他收买市民银行官股，改挂“重庆商业银行”招牌，独家经营了重行。1936年上半年，重行有一个大的动作，就是买卖政府公债。经初步计算可得巨额赚项。潘欣喜若狂。谁知风云突变，次年七月芦沟桥事件爆发，所买进的公债都成了昨日黄花，即使忍痛抛出也无人问津。重庆银行此番亏损极大，困难严重，存户也纷纷上行挤兑，局面严重。潘昌猷亲自出马四处活动借款。而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兼省银行总经理的刘航琛，则乘机卡住省行贷款不予重庆银行。并暗中阻止其它行庄向重行放款。进而向国民党重庆行营顾祝同和财政部特派员关吉玉提出干脆关闭重庆银行等三家惨败银行，以平息金融风潮。在这紧要关头，多亏了老朋友聚兴诚银行总经理杨粲三答应借款100万给重行，才解了这个围。其实这并非天赐。兔死孤悲，杨粲三也是担心重行一旦垮台，聚行势孤力单也会被刘航琛吃掉。救重行即自救。所以才主动解囊的。企业兴衰，靠天时，地利、人和，其中规律也是可以寻觅的。虽有“偶然”，其实是“必然”铺垫。但潘昌猷虽经过此番水火，却并未从自己刚愎自用，决策不力方面寻找原因。反迷信“风水”想通过求神拜佛振兴聚行。公债蚀本属判断失误，但潘认为与重行新建大厦的位置有关。特地从长寿县请来一个叫张雨田的阴阳先生察看地势。一会儿上顶楼，一会儿上马路;又跑到附近长安寺去查“来龙”;到东水门去查“去脉”。几天以后，阴阳先生说：“大厦的走向是好的，只是偏了一点，可把大门左移二度。生意失败是大厦‘当煞’，对面巷道的巴壁摊挡了风水。”潘遵命立即雇工重修大门，又花了高价把巴壁摊收买拆除。可是去“煞”以后，重庆银行业务仍无起色。潘昌猷无奈又去祈求菩萨。这时恰有西藏两个活佛住在长安寺内。知道潘昌猷好佛，特送一尊佛像，一百零三尊小菩萨和若干舍利子。潘把这些东西都供奉在重行顶楼上。幢幢宝盖，香花水果，把这儿装扮得如同喇嘛庙的大雄宝殿般神密莫测。还专请一个大喇嘛带领八个小喇嘛在顶楼上整天念经说法。法鼓金铙，钟声佛号，足足闹了九天。又由大喇嘛在大厦底层库房深密之处埋了九颗舍利子，希图避盗灭火，逢凶化吉。潘昌猷每天亲自上佛堂烧香添油，顶礼膜拜。这样折腾了约一个半月，耗资若干，到底也没有感动神佛，重庆银行仍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