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士铎的错误理论

人是生产力发展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因此，人口理论及其政策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的起落和经济的兴衰。而清代曾国藩的策士汪士铎所鼓吹的封建主义人口理论，却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它是一种绝望的学说。

汪士铎(1814—1889)字梅村，号悔翁，江苏江宁(南京)人。商人出身，曾中过举人，但未任过正式官职。1859年，入湖北巡抚胡林翼幕府，直接为屠杀太平天国起义农民出谋划策，深受曾国藩、胡林翼等赏识。著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记》、《悔翁笔记》等。他的反动人口观点集中表现在《乙丙日记》中。

汪士铎认为，全国人丁30年加一倍，从顺治元年算起，比如那年是一人，至今就增为128人。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还不足够养活人口，天地之力已经穷尽。种植的方法已经达到精耕细作的地步，糠末还要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还是不够供养过多的人口，而人们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在汪士铎看来，急剧增加的过多人口，已经形成绝对人口过剩。

汪士铎把人民的贫因，社会的动乱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口多，增殖太快。他说：“世乱之由，人多;人多则穷”。在他看来，太平天国及当时的其他农民起义，原因不在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而是由于“不满为患”，“人多之害”。认为人口的“质量”和数量成反比例发展，毫无根据地胡说什么“人多而气分，赋禀遂薄”。他污蔑农民“质量”最低，是天下最愚，最不讲理的人;污蔑妇女愚于男子，而且是人口过剩的祸根。说什么“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

他从这种反动人口理论出发，主张要减少人口的70%—80%，并提出了一套充满血腥气的减少人口措施，其中包括：强制溺女，特别是强制贫民溺女;鼓励男女独身，或出家做僧尼，用严刑峻法禁止鳏夫、寡妇再婚;用严刑峻法屠杀现有的人口，特别是对起义农民更要以威断多杀为主。这样露骨的杀人理论，充分表现反动地主阶级的凶恶本性。

汪士铎本是一个孔孟之道的信徒，但他出于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仇视和恐惧，抱怨清朝统治者对农民起义镇压不力，因而对历代封建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孔孟之道感到失望，转而大骂孔丘“迂腐”，孟轲是“害人精”，并进而主张效法申、韩，用严刑峻法进行统治。为了给镇压农民起义制造理论根据，他把从战国韩非到清代洪亮吉等人所鼓吹的绝对人口过剩观点搬过来大加发挥，加进极端仇视劳动人民的内容，形成了一套中国历史上最露骨的反动的封建主义人口理论，给农民起义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汪氏重视人口问题，把人口问题同经济问题以及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也涉及人口现象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人口的“质量”问题等，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由于他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是反动的，因而，他的观点成为一种绝望的学说，他的结论和对策也就成了杀人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