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意难求
阮籍与嵇康，同属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也是七贤中最有声望的，然而，嵇康因傲世而被杀，阮籍却因为他“口不论人过”而得以保全性命于乱世。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充满了对当时黑暗政治的讽刺，然而迫于当时的形势，他采取了一种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诗中大量运用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使得诗意非常难懂而艰涩。与他时代相隔不远的颜延之在给《咏怀诗》作注时，就已经不敢“言其志”了。对于千百年之后的读者，此中的真意岂不更难寻求?
据《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交，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虚伪的礼教是非常反对的。他曾说：“礼岂为我辈设也!”邻家有个颇有姿色的女子，当垆卖酒，颇有卓文君之风，阮籍常常去那喝酒，一喝就醉，醉了便卧于女子身侧，久而久之，那女子的丈夫也不以为意了。兵家有个既有才又很美丽的姑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她的父兄，却跑到那大哭了一场。据说阮籍还惯用青白眼，白眼用来对待那些礼俗之辈，而青眼则用来接待如他这样不为礼法所羁的人。然而生于魏晋之交的乱世，为了保全性命，他学会了一套“口不臧否人物”的本领，从来不直接鲜明地表示他的不满，而是以“言皆玄远”的方式让别人抓不到把柄。有时，他还不得不以酒来作为对付这个黑暗社会的“挡箭牌”。司马昭为了收买人心，打算与他结亲，想求阮籍的女儿作儿媳，阮籍不想理会又不便明白拒绝，于是便一醉三月，把求亲的事拖了个不了了之。
阮籍常常驾车出游，不循大路，而是让车任意地驰骋，直至最后山穷水尽再也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就恸哭一番而返。这就是“阮籍途穷”的故事。他感时伤乱，心中有无限的苦闷，然而为了不致招来杀身之祸，他只好借助于这种隐晦曲折的笔调，把他的真意深藏于文字中。所以《文选》的编者李善在论《咏怀诗》时说：“籍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阮籍诗的真意之所以难求的原因。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文学的繁荣与兴盛需要一个宽松的政治氛围，在一个危机四伏常有性命之忧的环境中，作家手中的那支笔是没法写出他的真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