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批评屈原之失

战国后期的爱国诗人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人格高尚，知识渊博，有非凡的文学才能。他用热血和生命唱出了不朽的诗篇。其代表作《离骚》以炽热的感情，奇特的想象，表现了诗人对光明的执着追求，对人生的火热爱恋，以及决不同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峻洁人格。但是，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历史中，有不少人对屈原提出过严厉的批评。班固就是其中的一个。

班固是东汉时期重视评论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学批评家。他在青年时代曾给予屈原以很高的评价，但在后来却一反初衷，对屈原进行了激烈的指责。他认为《离骚》不符合诗道《大雅》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原则，指责屈原不应当“发愤抒情”。他认为屈原之所以遭到上官大夫的谗言，是因为屈原在倾危之邦的群小之中正道直行;担任上左徒的官职，为国王发号施令，是一种“露才扬己”的表现。所以屈原受到迫害是自讨苦吃。同时，班固认为屈原不该谴责恶势力，尤其是不该怨君;屈原敢于批判君恶、“怨主刺上”和嫉恶如仇的高贵品质，在班固看来都是大逆不道之举。再者，班固认为《离骚》从内容到艺术，都不符合儒家的“法度”，所描写的文辞与内容，“非经义所载”，因而刘安、司马迁等人称誉《离骚》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的评价是言过其辞的。根据这些理由，班固全面否定了屈原作品的内容，只是肯定屈原的文辞“弘博丽雅，为辞赋宗”;而屈原爱国忧民的崇高品质，班固更是只字不提。

班固这样评价屈原，与当时的社会思想有很大关系。班固生活的时代，正是儒家学说宗教化神圣的时期。汉章帝就亲自在白虎观主持讨论会，推行董仲舒的学说;儒家的三纲五常道德观念，更加被崇奉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班固被汉章帝任命为这次会议的记录整理人。他受宠若惊，特别卖力，由他整理炮制了一部有名的《白虎通》。在这部书里，更加强化了王权神授观念。浸透了“圣谕广训”思想的班固，对屈原“责数怀王，怨恶椒兰”的作法当然不能接受。他在《汉书·礼乐志》中强调文艺要“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竭力把文艺纳入为封建阶级纲常教化服务的轨道。而屈原的作品，显然是不能符合他的这一要求的。他否定《离骚》，无非是为了防止产生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文艺作品，使文艺成为封建教化和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工具。

班固是一个典型的明哲保身的人物，他的文学批评言论是儒家道统文艺观的集中反映。这种文艺观，只能阻止人们用文艺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根本不能允许批判封建君主的罪恶。中国古代很少纯揭露批判的文学作品，顶多是对君主进行“讽谕”，这与儒家道统文艺观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