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罪人”钱名世

雍正三年十二月，骄横一时的大将军年羹尧被雍正帝赐令自尽，年党似已肃清。但接踵而至的钱名世授诗赠年羹尧案，却使大小臣深感这场政治风暴的余波远未平息。

为搜查证据和穷治年党，对年羹尧在京及外地寓所进行了严密查抄，在查获的书籍信札中，钱名世寄年羹尧的几首诗受到雍正帝的格外重视。

钱名世是江南武进人，时为翰林院侍讲。他与年羹尧本没有朋党瓜葛，只是二人同为康熙三十八年中举，南北乡试同年。他赠授年羹尧的诗也本没有什么大问题：第一首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把年羹尧比作周代的召伯和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谀颂的味道十足，但挑不出政治问题。第二首写有：“鼎钟名勒山阿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他怕别人读不懂，还作了注解说：“公(指年)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原来，康熙五十九年，皇十四子胤禔曾督兵入藏，康熙帝为此特立“平藏碑”。当时年羹尧任四川总督，佩定西将印，参予了调兵入藏之役。钱名世认为，应立碑于康熙帝的“平藏碑”之后，表彰年的功绩。他不过是从五品的清闲翰林，发表“宜刊第二碑”的意见毫无政治影响，更何况以同年赠诗，旁人也不曾与闻。总之，钱名世可抓的政治辫子就这么多。而雍正帝抓住他不放，却是因为雍正帝历来憎恨“名士”的依附权贵，认为朋党即是由此而起。而钱名世值得抓的把柄正是在这里：他既是“名士”，又名声不好。

钱名世本来才华横溢，有江左才子的美称。他早年师事著名浙东史学家万斯同，万斯同对他也很器重，请他作纂修《明史》的助手，每成一篇，就交给他属辞润色。钱名世的诗名气更大，当时雄居诗坛的王士祯对他的诗才大加赞誉。康熙四十二年，钱名世又蟾宫折桂，考中本科进士第三名。谄谀年羹尧的人大有人在，但像钱名世这样的“名士”却不可多得。同时，拿钱名世开刀，还有一个极大的便利，即他在士林中的名声很臭。钱名世是个典型有才缺德的人。他的老师万斯同是浙江鄞县人，在北京去世时，亲属都不在身旁，于是钱名世就穿起孝服，主持丧事。事毕，竟把老师的数十万卷藏书席卷而去，据为己有。为此很受士人卑薄。康熙五十年，钱名世官翰林侍讲，因“行止不端，声名不好”，奉旨革职。对钱名世这样的人，无论怎样糟踏，别人也不会同情。于是，雍正帝借钱名世来整肃官场的腹议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雍正四年三月，即处置年羹尧之后三个月，钱名世被拉出来审判了。大学士、九卿等迎合雍正帝的意旨，奏请将钱名世革职，交刑部从重议罪。在罗列的理由中除作诗谄媚巴结年羹尧外，特别强调钱名世把平定西藏的功劳归美于年，大学士，九卿等认为此举甚属“悖逆”。这个罪名如果成立，那么钱名世尽法处死且不去说，他的亲属也要跟着遭殃。

雍正帝却不同意大学士、九卿等的奏请。他降旨说明惩戒钱名世的意义说，向来如钱名世这种所谓“名士”都有文名，可惜却行止不端，立身卑污。而钱名世谄媚成性，并且写作诗词，颂扬奸恶，措辞悖谬，自取罪戾，但其所犯的罪，尚不是死罪，因此，惩罚他主要是要让那些谄谀趋附的“学士”们警醒。话到这里，雍正帝显得似乎很严肃公允，但接下去宣布对钱名世的处分时，竟是令群臣不胜惊骇的恶作剧：钱名世革去职衔，逐回原籍禁回，御书“名教罪人”四字，由地方官制成匾额，张挂于钱名世所居之宅。这简直是让他丢人现眼，遗臭当世，虽生尤死。

然而，对钱名世的处分还不止于此。雍正帝觉得，挂“名教罪人”的匾，只能把钱名世在他的老家搞臭，还不能充分发挥警戒大小臣的作用。于是，命在京现任官员，凡由举人、进士出身的，都要仿照诗人刺恶之意，每人写一首诗赠送钱名世，喜笑怒骂，冷嘲热讽，越刻薄越好。正詹事陈万策的诗两句为：“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前一句是说钱名世与康熙晚年因著《南山集》而处斩的戴名世的同罪，后一句是从年羹尧与钱名世都表字亮工说二人同为奸邪之人。陈万策的诗，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深得雍正帝的嘉许，在诸多讽刺钱名世的诗作中，被评为第一名。也有写这诗而倒霉的。翰林院侍读吴孝登的诗被认为“谬妄”，遣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所受惩罚比正犯钱名世还重。还有侍读陈邦彦，陈邦直兄弟的诗也有问题而被革了职。这些刺钱之诗，按照雍正的谕旨很快刊刻付印了。据说是武英殿板，雕写极工，宣纸印题曰《御制钱名世》。这部诗集在雍正朝各省学校都颁发一部，用以教训准备入仕的读书人。

在旧时代，品行声名是读书士人安身立命的支柱，一个人丧失了名节，是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大做文章的。当然，钱名世的一生招辱，更重的原因在专制封建政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只能是一种寄生和依附的阶层，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这也就是他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