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陶渊明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

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

陶渊明归隐田园后，很快就陷入了衣食不继的困境。面临贫富两种生活的选择，也确实有过动摇、徬徨，“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守道固节，穷困自处。但生活的艰苦、建功立业的潜在意识的煎熬，使他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社会、人生作思考探索，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人生准则作实践性的考察，在古今众多的个体范例之中，提出自己的认识与理解。这首诗就是他矛盾、抉择、思索的结果，也是其思想升华、发展的记录。

诗人首先从古代号称有仁有道的颜生、荣公着笔。颜生，即颜渊，姓颜名回，字子渊，孔子的得意弟子，孔子称赞他“仁人也”(《论衡·定贤》)，“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达到了孔子所认为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层次——“仁”的境界。但他生活极其艰难，《论语·先进》说“回也其庶乎，屡(经常)空(困缺)”，孔子认为颜回的学问道德已经差不多了，只是常常穷得没有办法。加之好学精思，“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死时仅三十一岁，所以陶渊明称他为“不获年”。荣公，即春秋时一位受到孔子赞扬的隐士荣启期，他“鹿裘带索，鼓琴而歌”，行年九十，自得其乐。为了保持自己的操守，他不断平衡倾斜的心理天平，认为“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并自称有三乐：为人、为男子、行年九十。孔子即以为“能自宽者”(《列子·天瑞》)。荣启期在长期的隐居生活中，亦艰苦贫窭，所以渊明说“长饥至于老”，在《饮酒》之二中又说，“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这是陶潜在生活困顿、贫富交战时，以古贤古隐自励，并切身体会到颜回、荣公当年坚持自己追求的不易，不仅屡空常贫，生活无着，而且也为此献出了生命。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曾为此抱不平，“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率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陶潜正是在此种情绪的影响下作了进一步的比较与生发。颜回，圣人已称他达到“仁”的境界，荣公，也被时人誉为有道之人;但颜回长期处于贫困之中，过早离开了人世;荣公长期受到饥寒交迫的煎熬，直到老死也未能有所改变。他们虽然留下了身后之名，但他们的一生，也实在是太困苦贫穷了。人死后：“枯形寄空木”，魂魄离散，得失不知，是非不觉，更不要说生前孜孜以求的“修名”了。基于此，他提出“称心固为好”，大丈夫立身行事，不必为名声所牵，只有尽性称心，才是最佳的选择。渊明在此处所表达的，重在说明他的隐居自守并非外在的扬名的召唤，纯粹是内在的思考的结果。因为自己“无适俗”之韵，而且“性本爱丘山”，所以才主动脱离官场，守拙归园，眼下生活维艰，之所以能贞心自守，不再易志，也完全是个性使然。取向的自觉，是出乎天然，源于本真，发于天性，但更含有理性的选择。

如果说，前八句表明诗人的价值取向，已经超越了古代文人追求修名的层次，而进入了自主、自觉的境界。那么，后四句则是诗人对身体、生命的一种思考。寄养人间的身躯虽然千金难抵，但一旦死归彼界则躯化宝亡，无所珍惜了。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苏轼语云，“宝不过躯，躯化则宝亡矣”，最值得珍惜的无过于人的生命了，但一旦生命了结，亦已无“宝”可言。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汉代杨王孙裸葬引起的风波，也就比较清楚、平实了。自古以来，人们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人死亡之后，装入棺槨，然后入土埋葬。杨王孙决定一反陋俗，临死前嘱咐儿子，“吾欲裸葬，以返吾真。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汉书·杨王孙传》)这在当时与后代曾引起过很激烈的争端，杨王孙的举动也受到了不少保守顽固之士的责难与诋毁。陶渊明以自己的精深理解参与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认为裸葬根本不是什么不仁不孝的坏事，这是杨王孙个人情性的外在表现，人们应当予以理解。

高尔基说过，男女，生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陶渊明惊世骇俗、与众不同的人生选择，迫使他对人生意义、价值作较多较深的思索，其男女情思，偶然大显于《闲情赋》而不复再见，而由人生而及生死，则逐步提炼到哲理的高度，他认为，人们最看重的身躯不足惜，人们最珍视的名声不足赖。人之所求，必须摆脱名声、生命的束缚。只有走出身名之外，不受世俗观念的干扰，冲破一般文人的习惯生活，才能自主、称心，认识客观世界，适应客观规律，走自己的路!

此诗颇类咏古抒怀，相机议论，实质上潜气内转，喷涌欲出，作者以平静从容之笔，表达自己贫富交战后对身、名的自觉超越，在继承前贤操节，同情他们不幸的基础上，坚定了隐居自守的信心，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眼前的困苦与生命的意义，理胜乎情，又激情宛转，贯注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