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年十五六, 即学为诗。后以奔走四方, 东南西北,驰驱少暇,几几束之高阁①。然以笃好深嗜之故, 亦每以余事及之, 虽一行作吏,未遽废也。
士生古人之后, 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②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③,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④。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取其材也:自群径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⑤,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 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⑥、方言、俗谚, 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 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 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诗》有之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⑦聊书于此, 以俟他日。
光绪十七年六月在伦敦使署,公度自序。
(古典文学出版社本《人境庐诗草笺注》卷首)
注释 ①束之高阁——韩愈《寄卢仝》:“《春秋》三传束高阁。”意为弃置不读。②无虑——大概,不加考虑即可推测出。③糟粕——与精华相对,指古人作品中粗劣无用的部分。④戛戛乎其难——语出韩愈《答李翊书》。戛戛,形容十分困难。⑤许、郑诸家之注——许,指东汉许慎,著有《说文解字》;郑,指东汉郑玄,著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孝经注》等。⑥会典——记载一个时代典章制度的书。⑦“《诗》有之曰”三句——《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黄遵宪将司马迁的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误作《诗经》中的诗句了。
赏析 《人境庐诗草》是黄遵宪的一部自选诗集,共十一卷,收入作者由同治三年(1864)到光绪三十年(1904) 40年间创作的六百多首诗,是黄遵宪诗作的精华所在。书前的“自序”是黄遵宪诗歌理论的总结。
黄遵宪的诗歌理论是他改良主义思想的直接反映。黄遵宪少年时即有才名,青年时代就有报效国家、改良社会的理想。后长期担任清政府驻英、美、日等国的外交使臣,广泛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鲜空气,面对清王朝国力衰微、外强欺侮的严酷局面,他痛切地感受到挣脱传统之羁绊、变法维新、富国强兵之必要,并在回国后积极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运动,加入强学会,创办《时务报》,为改良运动奔走呼号。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上,他的改良思想为当时的诗歌界带来了一股新风,为以后的“诗界革命”开辟了道路。
在《自序》中,作者明确提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这种以变化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哲学思想,是其“诗歌改革”的理论基础。虽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难上加难,但是不突破前人就没有进步。所以黄遵宪在其诗论中多次强调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真切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而不必亦步亦趋地摹拟古人,所谓“人各有面目,正不必与古人相同。”(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跋》)并坚定地表示: “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杂感》)昨天相对于今天已成为历史,今天也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观指导下,黄遵宪意味深长地指出: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爛斑。”(《杂感》)
那么,作为诗人,应该如何以全新的形式来表达全新的内容?黄遵宪既没有厚古薄今,也没有因今废古,而是主张在继承前人理论与创作之精华的基础上, “扫去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与梁启超书》)为此,他在《自序》中提出了以下创作原则:一是诗境,即要学习古人的创作手法并加以创新:“复古人比兴之体”、“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二是取材,凡是“切于今者”,不论是儒家经典,还是百家之言,都“采取而假借之”,为今天的诗文创作服务;三是“述事”,要广泛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各种现象,特别是“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都应“笔而书之”,写出自己的“耳目所历”;四是“炼格”,就是要经过艰苦磨炼、辛勤探索,努力形成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总之, 《自序》以改良思想为先导,以独特风格的形成为目的,它包含的创作思想是成熟的。特别是作者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要求诗人创作“不失乎为我之诗”,追求一种诗格与人格的独立,为每一个习诗为文的人指明了方向。黄遵宪的诗歌理论作为一个忠实于生活与创作的诗人的宝贵的实践经验总结,作为即将到来的“诗界革命”的先声,既反映了时代变化之际人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追求,也指示着中国诗歌诀别过去、面向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