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完了自己写的东西， 而拿起笔来写一点“自序”之类的时候，往常总感觉到一点轻微的喜意，但是现在，我只是一种“感慨无量”的心情。

开始写这剧本，是在今年的初春，但是3月间生了一场大病，4月初为着我们的成长而苦难了一生的母亲死了。这时期， 又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遭遇的一个最严重的时代，微力的我，也被情势逼着，处身在一个忙迫倥偬的环境里面， 写下了 “第一幕”这3个字之后，几个月来， 简直没有连续地写作3小时的时间， 而流光如水，正月间和“业余实验剧团”预约了交稿的时期早已经过了。当陈鲤庭、赵慧深两位不惮烦地向我索稿的时候， 几次三番地想请求他们把已经排印在上演节目单上的我的剧目抽掉， 但是在他们那种热心的鼓励督促之下， 终于每天三百字五百字地写下去了。

写这个戏是在闷人的黄梅时节， 写这个戏是在一种霉天一般的透不过气来的环境里面; 因为这是一个预定了要在租界的卡尔登戏院上演的剧本，客观上先受了一重严格的限制。而自己，对于年来剧作界风靡着的所谓“情节戏”、“服装戏”， 又深深地怀抱着不服和反感，加上《赛金花》而后，我在写作上有了一种痛切的反省，我要改变那种“戏作”的态度， 而更沉潜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到现在我可以很坦率地说，也许这很对不住督促和期待着我的“业实”的朋友。我写作的时候， 完全地不顾虑到这剧本的商业上的成功， 不管好坏，我自私地只希望它能够成为我写作方法前进一步的一个基点;才能和环境限制我只写了这样一个剧本，但是我这一点希望到此刻还没有改过。

剧本在6月底脱稿， 没有充分和朋友们讨论和修改的时间， 匆促地就被业实剧团拿去付油印了。他们派定了近于奢侈的演员人选， 赵丹先生的匡复，赵慧深先生的彩玉，陶金先生的志成，王为一先生的赵振宇， 章曼蘋先生的赵师母，叶露茜先生的施小宝，再把演出的责任托付了擅长这一类戏剧演出的史东山先生，这近乎完璧的人选鼓动我对于剧本上演的兴致。我们在8月1日读剧本，3日开始排戏，预定8月15日上演，可是，在8月13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

这个戏的不能上演， 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 而只是兴奋和欢喜。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 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我毫不留恋地把它忘掉，也不希望今后再有剧团上演这个剧本。我在戏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忧郁的感情，狭隘的感情摩擦，人事纠纷，早该被抗敌救亡的洪流冲洗净了。只要时间容许，我今后一定要从这种写实的基点出发，再写一些视野大一点的剧本。

单行本预定8月中旬出版， 可是今日看完校样， 已经是10月过半了。在抗战开始之后，排好了铅字在架子上搁了60多天，庐芳兄还是要将这剧本出版， 那么就让这些发了霉的铅字印在纸上和读者相见吧。

谢谢热心地替我作了一个足以使剧本沾光的主题歌(勇敢的小娃娃)的施谊兄， 和督促我写成这个剧本的“业实”的朋友。

10.18.炮声中。

(《上海屋檐下》， 戏剧时代出版社1937年11月出版)

赏析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写于1937年，是夏衍开始现实主义创作的标志——“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上海屋檐下》后记)剧本通过对南方梅雨天气里的5户人家苦难生活的描写，使我们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作品在抨击残酷的旧社会的同时，也给饱受苦难的人们昭示着未来的光明前程。

在《自序》中，作者首先记述了《上海屋檐下》的创作经过——《上海屋檐下》是作者在自己大病初愈，而母亲又刚刚去世的情况下，在朋友们“热心的鼓励督促”下写成的。接着，作者又以简练的笔墨交待了《上海屋檐下》的创作环境。

交待完剧作的创作经过和创作环境之后，作者表明了自己在创作《上海屋檐下》时的艺术追求，即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追求。作者在《自序》中写道：“……《赛金花》而后，我在写作上有了一种痛切的反省，我要改变那种‘戏作’的态度，而更沉潜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其实，在夏衍的整个戏剧创作过程中，他一直都在进行现实主义的尝试， 只是由于生活的局限和对文艺功能认识的不足，初期阶段剧作中的现实主义色彩显得有些淡薄， “我学写戏，完全是‘票友性质’，主要是为了宣传，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后来，作者经过一阵认真的思索和“痛切的反省”，开始有所感悟，特别是读了曹禺的《雷雨》和《原野》之后，作者在创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上有了彻底的转变， “认识到戏要感染人，要使演员和导演能有所发挥，必须写人物、性格、环境……” (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作者在创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上的这种转变正是从《上海屋檐下》开始的。这是作者完全彻底地开始现实主义创作的标志，是作者艺术创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作者“写作方法前进一步的一个基点”。

在《自序》中，作者还以饱含激情的笔墨抒发了自己破旧迎新、爱憎分明的革命感情和渴望国家和民族在全民抗战的炮火中蜕变、新生的火热情怀。因为“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 《上海屋檐下》没能如期上演。“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欢喜。”这充分体现了作者高度的革命觉悟性和革命的大局观，因为只有抗战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作者没有沉溺于个人利益得失的小圈子里， 为剧作的不能上演而失望、烦恼，而是衷心地为全民抗战而兴奋，而欢喜;为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而兴奋，而欢喜。“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字字句句充盈着作者因抗战全面爆发而无比激动的心情，字里行间浓缩了作者对旧时代的深恶痛绝和与之决绝的决心，以及对新时代无限向往和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革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