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 其辞所以出， 一莫知穷极， 而病①未能学也。世所传已多，计尚有遗落，思得其完而观之。然每一篇出， 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者，惟其甫也，辄能辨之。
予之令鄞②，客有授予古之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观之，予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其文与意之著也。然甫之诗其完见于今者， 自予得之。
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呜呼!诗其难惟有甫哉?自《洗兵马》③下序而次之， 以示知甫者，且用自发焉。
皇祐壬辰④五月日， 临川王某序。
(“四部丛刊”本《临川集》卷八四)
注释 ①病——担忧。②令鄞——做鄞县令。鄞(yin)，县名，在今浙江宁波市。③《洗兵马》——诗题名，杜甫作。至德二载(757)九月至十月，唐军先后击败安史叛军，收复长安和洛阳。此诗作于乾元二年(759)春二月。当时诗人在洛阳，平叛战争形势很好，大有一举复兴的希望，故诗多欣喜愿望之词。王安石选杜甫诗，标榜此诗为压卷之作。④皇祐壬辰——公元1052年。皇祐，宋仁宗年号。
赏析 王安石的文学观受他的政治思想影响，特别强调实用功能。在《上人书》中表达了这一观点：“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王安石说的“适用”，偏重在具体实际的社会作用方面，而不像道学家偏重在道德说教，这是政治家的本色。因此，在散文方面，王安石重韩而轻柳;在诗歌方面，重杜而轻李。他那重质轻文、重写实轻写意的诗文观由此可见一斑。王安石非常敬重杜甫，北宋庆历七年(1047)至皇祐元年(1049)，他在做鄞县县令期间，搜集整理杜甫的轶散诗作，皇祐四年(1052)，将所得杜诗考订编目为《老杜诗后集》，并写下这篇序文。
在序文中，王安石开宗明义， “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因为杜诗的文辞意蕴达到了“莫知穷极”的境界，深为自己没能真正掌握而抱憾。为了使自己喜爱的杜诗得以完备地流芳百世，作者每发现有杜甫的诗作就认真品味，“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者，惟其甫也，辄能辨之”。由此，杜甫诗歌所具有的鲜明艺术特色已不言自明。王安石喜爱杜诗、熟悉杜诗、理解杜诗的情态也跃然纸上。正因如此，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时，得到外人所赠“世所传”的古诗二百多篇，经细细品味其“文与意”，知道为杜甫所做。其后，点出该传本是“凡于今者”中最为完备的一种，这就道出了此传本的珍贵价值。
至此，一篇序文所要说明的结集缘由、编纂过程、此集的价值特色，表述得已很全面，似乎可以结束了。然而王安石并没有到此搁笔，而是点明结集的真正目的。
由于北宋初的诗歌沿袭着晚唐五代的浮靡诗风，这与王安石强调实用的文学思想、与作者所喜爱的杜诗的写实精神大相径庭。于是感叹：“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也就是说，世上学诗的人，不能学到杜诗的风格，学不到杜诗的实质，原因就在于“不知诗”。可见，王安石结集的真正目的，不仅仅是自己喜爱杜诗，还肩负着社会使命：扭转文学创作中的浮华风气。到此，他才把自己的真正目的昭示给读者。这也是王安石为文的风格，他在“务为有补于事”的文学观念支配下，以及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写诗著文总是与社会的实际问题贴得很紧。
这篇序文表达了作者对杜诗的喜爱之情，但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去加以夸饰，而是将喜爱之情诉诸议论说理，揭示杜诗“莫知穷极”的境界。这样，就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真挚而深沉。行文层次清晰，中心突出。简要说明结集缘由、编纂过程等一般情况之后，就把笔墨集中在结集的真正目的——匡正文坛时弊。全文有抒情，有叙述，有议论，三者紧密结合，读来真切感人，并为其所讲的道理所征服。杜甫在宋代逐渐受到高度重视，宋诗逐渐向杜甫诗风靠拢，正以王安石的推崇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