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 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 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白氏长庆集》，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赏析 白居易作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领袖，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重大建树。就理论而言， 《与元九书》堪称总体、完整地展示白居易文学思想的力作。但若论对其最为重视的“讽谕诗”予以理论概括、阐释，则首推这篇《新乐府序》。
《新乐府序》作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当时白居易担任左拾遗。面对弊病多多的现实社会，他忧心如焚。于是一边谏诤于朝堂，一边诉诸于诗文。此间，他把50首新乐府结成组诗，题名《新乐府》，并特意配写此序。
序中对“新乐府”这一诗歌形式给予了全面、具体的界定说明。“篇无定句，句无定字”，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是“新乐府”篇章结构上的特征，说明在形式上与古题乐府(汉乐府)的不同。“辞质而径”，意谓语言质朴、通俗易懂， 目的是使读者“易谕” (容易理解); “言直而切”是指用语切中要害、直截了当、爱憎分明、毫无虚饰，这样才可以引起读者或当事人真正的警觉与惕励;“事核而实”，是强调诗作素材的真实性， 只有选取现实(当世)生活中的实事，才能使作品的流传，赢得人们的信服; “体顺而肆”，是指诗歌行文畅达、声韵灵活，摒弃格律的制约，以有利于和乐演唱。在序文的末尾，作者进一步强调“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创作目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从不同方面对“新乐府”诗的特征给予解释， 目的在于宣扬其一贯的创作主张。那就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思想内容为主，艺术形式为辅;增强感染力，注重教育功能。这些主张在《与元九书》、《策林》、《寄唐生》、《读张籍古乐府》、《采诗官》等众多诗文中都得到了体现。它贯穿于作者整个创作，特别是“讽谕诗”之中。我们任意选取《新乐府》(50首)中的诗篇，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总是有人对白居易强调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面、发挥补救时弊政治作用的文学主张、求“俗”的美学追求予以讥讽与否定。事实上，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白居易所处的时代、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历程稍作推究，就不难发现， 白居易的上述思想以及《新乐府》(50首)之类的诗作，在当时和后世都是很有价值、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