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播种，秋天收获，这是自然的。可是同样是收获，却有丰歉之别。
我从中学时代，就酷爱文学并从事写作，屈指算来， 已经有60个年头的历史了。出版的诗歌、散文、小说集多至数十本，单从数量上说，也可以算得上丰收了，今天结成总集，检阅一下，便觉得谷粒恨少而稗子苦多。
我生80年，经历了4个大时代，道路是漫长而又艰险的。我在迈着探索的步子，有时迅疾，有时蹒跚，但心中总有个大的方向， 不管怎样，是走过来了， 穿过了清末的封建王朝，北洋军阀混战的时代，蒋介石的长期反动统治，进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这些诗篇，就是我印在祖国大地上的脚印。它真实地记录下了我不同时代不同的思想和情感。这些思想和情感与时代环境、政治情势、人民的生活，是相联系着的，而后者给予前者以至大至深的影响。30年代初期，我参加过的武汉大革命失败之后，我的心是悲愤而沉郁的，对现实不满但又觉得革命前途遥远。这时期，我紧紧抓住了诗， 它成为我心头火山的一个爆破口， 成为我的生命。写出来的作品， 是沉实的， 有个人特点和风格的， 是比较有分量的。当然，这时期的诗作，令人振奋的亮色较少，使人读了苦痛的较多。抗战期间，情况又有所不同。生活起了大的变化，心胸也为之开朗了。作品情调明朗而爽快些了，但不少是浮光掠影的，精粹而具有时代特色的不太多。抗战末期直到解放前夕，我又陷入了大苦闷、大窒息、大悲愤之中， 因而产生了大量政治抒情诗。它是我的心声，也是万众的心声的回音， 有肯定， 有否定， 而且否定是为了肯定。
1949年春天直到现在，我一生五分之二的岁月是在北京度过的。因为身体多病， 加以已近暮年， 没有能够深入生活， 虽然精神上和时代没有隔离，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也还不弱，创作兴致也蓬蓬勃勃， 写作也算勤奋，35年来，我也写了一些比较为读者所熟知的长诗、短诗和散文;可是写出的诗篇， 不论就时代意义或是现实意义上讲， 已经比不上30年代初、抗战末期那种势头了。生活是文艺的土壤。土壤越厚，作品越深，也就越富于时代意义。
我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热爱大自然风光，对穷苦的农民有深厚的情感， 为他们的受难而悲愤， 为他们的命运而控诉不平，这成为以后写作的主要源泉和力量。武汉大革命， 奠定了我终生追求进步的思想，也使我坚决地认定，文艺一定要与时代结合， 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 而且为它服务。
我对文艺发生兴趣，是由于文化家庭从小对我的影响与培育， 富于天才的农民对我的诱导与启发。我10岁左右就熟读了古文、古典诗歌几十篇，我祖父能诗， 我父亲与族叔武平结诗社与邻村诗人赛诗，打开了我幼小的诗的心扉。另外，我也十分喜爱民歌。中学时代受到革命思潮和新文艺思潮的激荡，开始学习写作。在新诗领域刚刚迈步的时候， 受到族叔一石的鼓励和指导。
我个人诗风的形成，是在30年代进入大学以后，我接触了闻一多先生的《死水》，便为之倾倒， 受到深刻的影响，这绝非偶然的。闻先生的作品，谨严精练， 蕴藉隽永，得力于古典诗歌。这一点与我从童年开始就赞赏古典诗歌， 而且这种意兴与年俱增是契合的。1932年，我开始发表了不少诗篇， 受到闻一多、王统照先生的教导和培植，得到文坛前辈茅盾、老舍先生的鼓励和读者的赏识。
行年80， 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走过来的道路， 是有意义的。总结一下文艺创作，也是必要的。回顾是为了前瞻， 总结决不是终结。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而文艺生命是无穷的。一息尚存，我决不放下手里的这支笔。
这6卷文集得以问世， 首先应该感谢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宋协周、王克迅、许平同志和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诸位负责同志的盛意， 以及各位同志的辛勤劳动。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冯光廉、刘增人、张惠仁、李学鳌诸位友人的协助，具体工作全是我的家人做的，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欣慰之情。最后，我附带说上几句话。在编辑这部文集的时候，我汰去了相当数量的我认为水平较低的作品， 另外，也剔除了一些当年有意义而今看来已成为昨日黄花的诗文。
在我80岁的生辰，看到自己多半生呕心沥血所获得的成果，心里是高兴的， 同时又有点惭愧的感觉。
1985年1月于北京
(《臧克家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2月版。)
赏析 诗是缪斯的宠儿。对诗人——我们指的是真正的诗人——我们固不必认为他们一謦一咳全都是诗，但在他们非诗体的文字中常可见出诗的印迹，却是并不罕见的事。而像臧克家这样享誉文坛的大诗人就更是如此，他的这篇《总结不是终结——〈臧克家文集〉小序》，可以说就是一首诗，一首战斗的诗。
这是因为《小序》用诗化的语言写成而又充满诗的激情。
在诗人80华诞之际，6卷本的《臧克家文集》即将出版，这是诗人大半生心血的汇聚， 自然也是一份无比丰厚的寿礼。自己毕生奋斗的结晶终于以圆满的形式奉献于读者并长存世间，诗人于此满怀欣慰之情。而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80年来走过的道路，总结一下自己60年文学生涯的经验和体会， 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我生80年，经历了4个大时代，道路是漫长而又艰险的。我在迈着探索的步子，有时迅疾，有时蹒跚，但心中总有个大的方向，不管怎样，是走过来了，穿过了清末的封建王朝，北洋军阀混战的时代，蒋介石的长期反动统治，进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这高度凝练的诗化的生平检阅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位长途跋涉的旅人终于到达了光明的目的地的那种自豪和喜悦。
而说得更多、更具体的，则是关于自己的诗。因为，诗，可是诗人的第二生命啊!诗人剖析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30年代、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这几个不同时期的诗作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方面的不同特色，探讨了形成这些特色的原因，更总结了宝贵的创作经验。诗人说自己创作60年，“出版的诗歌、散文、小说集多至数十本，单从数量上说，也可以算得上丰收了，今天结成总集，检阅一下，便觉得谷粒恨少而稗子苦多。”这当然是长者的自谦。我们说，不必说6大卷的煌煌巨著，哪怕诗人仅仅创作了《有的人》和《老马》这样三五首诗，便已足可不朽了。诗人对自己要求严格，认为解放以来35年间，由于年老多病，深入生活不够，尽管热情未减，作品亦多， “可是写出的诗篇，不论就时代意义或是现实意义上讲， 已经比不上30年代初、抗战末期那种势头了。”这种严于律己的风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后辈仰之弥高的楷模。而诗人由此总结出：“生活是文艺的土壤。土壤越厚，作品越深，也就越富于时代意义”，“文艺一定要与时代结合，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而且为它服务”，这样才能创作出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为历史所认同的诗篇。这种经验之谈，虽非独创，却是诗人大半生深切体会的归纳，极可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