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快书这个在旧社会难登“大雅之堂”的曲种， 在今天， 已经普及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起着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了。追溯其发展提高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 山东快书是人民群众所创造， 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山东快书诞生于鲁西南地区的农村。每逢农村集市的日子， 山东快书演唱者把板一打，就把赶集的农民们吸引过来。演唱者身上斜披着褂子赤着胳膊说武松故事。武松行二，说书人叫他武二哥，听众就把说书人叫做“说武老二的”。为什么这种形式能够吸引农民呢?因为说的是武松打恶霸、替受害者抱打不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事。农民群众世世代代受恶霸地主们的剥削压榨，听了武松这些疾恶如仇的故事， 给自己出了一口气，说出了自己心里要说的话， 当然就爱听。
此外，这种土生土长， 幽默、风趣、活泼，操着浓重乡音，连打带说的形式，也使农民群众感到亲切， 自然也就欢迎。
只要是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在社会主义时代，也就必然有其发展的前途。所以，解放后， 山东快书很快地就推广了开来。
第二， 党和政府重视和关怀山东快书。在旧社会， 大人先生们对山东快书是看不上眼的，把它叫做“叫花子玩艺儿”。解放后， 因为它是群众喜闻乐见的， 因此， 和其他曲种一起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1951年5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自签发的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指示》 (即《五五指示》)中明确地指出： “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 简单而又富于表现力，极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当予以重视。除应大量创作曲艺新词外，对许多为人民所熟悉的历史故事与优美的民间传说的唱本，亦应加以改造采用。”党和政府这样重视曲艺，便为曲艺的发展指出了广阔的道路， 作为曲艺的一个品种——山东快书， 当然也就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了。
第三， 山东快书在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中经受了严峻考验， 更加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 因此，也便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例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 山东快书演员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起， 多次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阵地上，战士打炮，演员说唱，经过这样的战斗生活才写出了像《一车高粱米》、《抓俘虏》和《三只鸡》这样的优秀作品来。这些作品在今天演唱起来，仍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有着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正是经过了像这样的火热斗争生活的洗礼， 山东快书才逐步甩掉了在社会主义时代不应有的东西， 丰富了它表现现代生活的能力。从此以后，也便没有人再怀疑它是一种能够表现工农兵斗争生活的艺术样式了。于是， 山东快书也就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
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忽略个别人的作用。在全国解放前夕， 山东快书由于受到了反动势力的摧残，职业艺人已所剩无几，快书艺术也濒于灭亡的边缘。这种情况， 引起了当时一些从事快书事业的人的不安。为了使快书能够生存下去，部分志向相同的艺人，如本书作者高元钧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便主动协同，开始对快书进行改革(像把“荤口”换成“净口”等等)工作。今天来看，那些改革尽管只是初步的， 并且由于种种原因， 某些改革也未取得完全成功，但无论如何， 他们所做的工作，对于快书的保存和进一步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全国解放后， 高元钧等同志更是一面继续致力于快书的改革工作和对快书遗产的整理工作， 一面也积极深入到工厂、农村、前线、战场， 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演出，开展说新、唱新、创新的活动;在这同时，适应群众的要求，他们还在部队、工厂、农村举办了不同类型的快书训练班，把快书的种子带到了战士和工农群众中， 为快书的普及和推广发挥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使快书得到了较普遍的发展。
当然，正如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一样，任何艺术事业也不是哪个个人的活动，在众多的快书作者和演唱者之中， 高元钧等同志， 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的艺术活动，也仅仅是群众艺术活动的一部分;但是， 谁也不能否认， 在学习和继承先辈们的珍贵遗产方面，在对快书艺术的改革、创新、推广和普及、提高等方面，他们是起了承先启后作用的。这本《高元钧山东快书选》就具体地体现了这种承先启后的作用。这个集子里所选的作品，都是在群众集体智慧、集体创造的基础上，经过了许许多多的人，经过了高元钧等同志的加工、整理并在演出中进行了千锤百炼的快书演唱本。在编辑、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 除力求使作品保持其演出本的特色之外，还尽量保留了它们的独特艺术风格。
这个集子除注意选收了部分较有代表性的当代作品之外，还选收了一批解放后经过加工、整理的传统书段(大量的“书外书”除外)。另外还附录了一篇作者谈创作和表演体会的文章。对于本书中的作品，可以把它们当成文学读物来读，也可以把它们作为脚本进行演出。至于作者谈经验体会的文章， 作为一家之言，这无论对于理解本集的作品，还是研究快书艺术，或者甚至作为讨论课题，都将是有益的。
为了完成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回顾一下所走过的道路，总结一下经验教训，都是很有好处的。当然更应该看到，在今天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前，我们过去的经验也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去积累新的经验，开辟新的路子，创造出新的成果。今天，在党中央领导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我们希望本书作者以及广大曲艺工作者，投入新的战斗， 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新曲艺作出新的贡献!
1978年4月22日
(《高元钧山东快书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版。)
赏析 高元钧是历经旧社会磨难而成长起来的曲艺界的老前辈，是闻名全国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山东快书选》不单是他几十年艺术实践的结晶，也可以看成是对山东快书这门艺术的历史性总结。陶钝先生为本书写了序言。作为全国曲协主席，陶钝先生对于山东快书的认识和评价是高屋建瓴、深有见地的。因此这篇序对于我们如何进一步发展繁荣山东快书这门艺术， 对我们如何认识高元钧及其作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读序言可以看出，陶钝并未就书论书，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山东快书这门艺术发展提高的原因作出宏观、微观两方面的分析、阐述。宏观角度，归纳了三方面的原因，这三方面紧紧围绕山东快书是人民群众的艺术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她的产生完全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所以必然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为山东快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政府的支持鼓励固然重要，但政府的出发点也是因为这门艺术“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因此，和其他曲种一起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至于它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成为一种“能够表现工农兵斗争生活的艺术形式”，也是由于它经受了群众火热斗争生活的洗礼， “更加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微观角度讲个人的作用，也围绕这门艺术的群众性这一点论述。指出高元钧等同志对山东快书所做的加工、整理、改革、创新等艺术活动， “也仅仅是群众艺术活动的一部分”、是“为适应群众的要求”。强调山东快书的群众性这一根本特征，对于我们认识山东快书是很有意义的。
山东快书作为来源于群众， 又服务于群众的艺术形式，必然有一个如何服务于群众的问题，这就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序文谈到“山东快书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又是在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中得到洗礼而获得健康发展的。高元钧等同志的改革整理工作以及说新、唱新、创新，为群众演出，举办培训班以适应群众要求等等做法，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进一步发展山东快书以至整个曲艺事业，都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本序言在论述上条分缕析，层层深入。先从宏观角度入手，分析了山东快书发展提高的原因，进而又从微观角度阐述个别人的作用，再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关系——高元钧等人的活动仅仅是群众艺术活动的一部分，同时他们又对这门群众艺术的改革、提高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而《高元钧山东快书选》又是这种作用的直接体现。因为这本书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内容编选上注意作品的全面性、文学性和实用性。宏观入笔，最后落脚点是对本书的介绍评价，中间过渡不着痕迹，极其自然，收到了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