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章廷谦》原文与赏析
矛尘兄：
前得十日信后，即于十七日奉上一函，想已到。今日收到十二日来信了，路上走了十天，真奇。你所闻北京传来的话。都是真的，伏将于下月初动身，我则至多敷衍到本学期末，广大的聘书，我己接收了。玉堂对你，毫无恶意，他且对伏园说过几次，深以不能为你的薪水争至二百为歉。某公之阴险，他亦已知，这一层不成问题，所虑者只在玉堂自己可以敷衍至何时之问题耳，盖因他亦常受掣肘，不能如志也。所以你愈早到即愈便宜，因为无论如何，川资总可挣到手，一因谣言，一因京信，又迟迟不行，真可惜也。
某公之阴谋，我想现在已可以暂不对你了。盖彼辈谋略，无非欲多拉彼辈一流人，而无位置，则攻击别人。今则在厦者且欲相率而去，大小饭碗，当空出三四个，他们只要有本领，拿去就是。无奈校长并不听玉堂之指挥，玉堂也并不听顾公之指挥，所以陈乃乾不来之后，顾公私运了郑某来厦，欲以代替，而终于无法，现住和尚庙里，又欲挖取伏园之兼差(伏曾为和尚之先生，每星期五点钟)，因伏园将赴广，但又被我们抵制了。郑某现仍在，据说是在研究“唯物史观之中国哲学史”云。试思于自己不吃之饭碗，顾公尚不能移赠别人，而况并不声明不吃之川岛之饭碗乎? 他们自己近来似乎也不大得意，大约未必再有什么积极的进攻。他们的战将也太不出色，陈万里已经专在学生会上唱昆腔，被大家“优伶蓄之” 了。
我的意见是：事已至此，你们还是来。倘令夫人已生产，你们一同来，倘尚无消息，你就赶紧先来，夫人满月后，可托人送至沪，又送上船，发一电，你去接就是了。但两人须少带笨重器具，准备随时可走。总而言之，勿作久长之计，只要目前有钱可拿，便快快来拿，拿一月算一月，能拿至明年六月，固好，即不然，从速拿，盘川即决不会折本，若回翔审慎，则现在的情形时时变化，要一动也不能动了。
其实呢，这里也并非一日不可居，只要装聋作哑。校中的教员，谋为“永久教员”者且大有其人。我的脾气太不好，吃了三天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容易作怪，毫无顾忌。你们两位就不同，自有一个小团体，只要还他们应尽的责任，此外则以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为宗旨，关起门来，不问他事，即偶有不平，则于回房之后，夫曰：某公是畜生! 妇曰：对呀，他是虫豸!闷气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顾公太太已到，我觉他比较先前，瘟得多了，但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
若夫不佞者，情状不同，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曰：仰东硕杀!我覅来带者!其实这种“活得弗靠活”，亦不足为训，所以因我要走而以为厦大不可一日居，也并非很好的例证。至于“糟不可言”，则诚然不能为讳，然他们所送聘书上，何尝声明要我们来改良厦大乎? 薪水不糟，亦可谓责任已尽也矣。
迅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
【析】 章廷谦，笔名川岛，是鲁迅的好友，此信为鲁迅于厦门所写。出于多方考虑，他此时已打消原定在此执教 一到二年的念头，如信中所言，已接 “广大的聘书”，准备至多敷衍至期末，即赴广州。
信的开始谈替收信人在厦大谋职之事，这自然是收信人所盼望的。章此时因夫人临产在即，只好于绍兴老家静候消息，又接周作人北京来函，知鲁迅等人将离去。鲁迅劝他切勿“因我要走而以为厦大不可一日居”，力促其尽早赴厦，“愈早到愈便宜，因为无论如何，川资总可挣到手”。“玉堂”，指林语堂，时任厦大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而“某公”者，则指那位以尊孔著称的厦大校长林文庆，此人庸俗而势利，浑身充满铜臭味，最为鲁迅所鄙。
鲁迅在信中谈到校园中的一些事，以及对这些事的看法，其目的是让朋友来此之前心中有数。“盖彼辈谋略……”一句，指林某欲聘些顺从、奉承他的教员，如后面提到的胡适门徒郑某之流人物，却奈何“而无位置，则攻击别人”。林文庆当初特聘鲁迅为国文系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则全出于鲁迅的声望，以装点门面为目的罢了。当看到鲁迅鼓动学生“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宣传反封建新思想：看到鲁迅支持和帮助学生成立文艺社团，发行进步文艺刊物《波艇》、《鼓浪》，他犹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他当面对鲁迅不无恭维和颂扬，背后则宣称鲁迅是来厦门捣乱的，还下令在《厦大周刊》 中删除了鲁迅演说中 “少读中国书” 的内容。“无奈校长并不听玉堂指挥……”等语，也反映了此地的复杂斗争。在鲁迅到来的同时，他在北京的论敌也陆续南下，并不断安插羽翼，扩张势力，千方百计地排斥鲁迅，甚至在生活上也故意刁难。鲁迅说他原以为北京污浊，乃至厦门，岂不知“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
鲁迅劝告朋友道：“事已至此，你们还是来……只要目前有钱可拿，便快快来拿……”。意谓你若不来拿，还不是被 “彼辈一流人” 拿去了么! 与其如此 ，不如自己来拿走吧。这段话，使我们感受到他对朋友关心帮助之热心和实在，鲁迅曾有言，“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鲁迅就是这样一个注重务实的的革命家，革命，也不能饿着肚子去干吧。
厦大“也并非一日不可居，只要装聋作哑，”不闻则少烦恼，寡言则去是非。然而，鲁迅却“脾气太不好，吃了三天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按：这也正是信中要章“须少带笨重器具”的原因)，容易作怪，毫无顾忌。”他的眼中容不得沙子，一切肮脏龌龊的东西，都逃避不了他犀利的眼光和无情地鞭挞，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就是这样一个大无畏的斗士，一个“骨头最硬的”人。信中还对章不无调侃地开玩笑，若以 “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 为宗旨”，谋为厦大“永久教员”则不难，还以顾颉刚“瘟得多了”为例，充满着鲁迅式的幽默和风趣。
最后一段，是鲁迅的感慨：(我)与顾不同，“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是难以与陈源之徒们为伍共事的。他去意已定，再也不准备在这“污浊”之处呆下去了。他多么想去革命的策源地广州看看，更何况他的心中，还时时牵挂着许广平的近况。
书信，是鲁迅先生遗产的重要部分。他自己就曾讲过，书信“较近于真实”，看一个作家的书信，“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读鲁迅的书信，我们就如目睹其人。他的喜怒哀乐，他对战友的殷殷真情，他对背盟者的愤怒斥责，他对反动派英勇抗争的义无反顾，都有着充分而真实地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