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原文与赏析

我觉得中国有时是极爱平等的国度。有什么稍稍显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以人而论，孙桂云是赛跑的好手，一过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较的有成绩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气吃下三瓶安眠药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来。但这捧了起来，却不过为了接着摔得粉碎。大约还有人记得“美人鱼”罢，简直捧得令观者发生肉麻之感，连看见姓名也会觉得有些滑稽。契呵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所以极端的昏蛋是没有的，他不和你来战，所以决不会爽爽快快的战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药片。

在所谓文坛上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翻译较多的时候，就有人来削翻译，说它害了创作;近一两年，作短文的较多了，就又有人来削“杂文”，说这是作者的堕落的表现，因为既非诗歌小说，又非戏剧，所以不入文艺之林，他还一片婆心，劝入学学托尔斯泰，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去。这一流论客，在礼仪上，别人当然不该说他是“昏蛋”的。批评家吗?他谦虚得很，自己不承认。攻击杂文的文字虽然也只能说是杂文，但他又决不是杂文作家，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堕落。如果恭维他为诗歌小说戏剧之类的伟大的创作者，那么，恭维者之为“昏蛋”也无疑了。归根结底，不是东西而已。不是东西之谈也要算是“人言”，这就使弱者觉得倒是安眠药片较为可爱的缘故。不过这并非战死。问是有人要问的：给谁害死的呢?种种议论的结果，凶手有三位：曰，万恶的社会;曰，本人自己; 曰，安眠药片。完了。

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 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只为了米麦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历史上有没有“乡下人列传”或“泥水匠列传”，他向来就并没有想到。如果他只想着成什么所谓气候，他就先进大学，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变居士或隐逸去了。历史上很尊隐逸，《居士传》不是还有专书吗，多少上算呀，噫!

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 《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 《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寓言和演说，好象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杂文发展起来，倘不赶紧削，大约也未必没有扰乱文苑的危险。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这一段话，我是和不是东西之流开开玩笑的，要使他爬耳搔腮，热剌剌的觉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前进的杂文作者，倒决不计算着这些。

其实，近一两年来，杂文集的出版，数量并不及诗歌，更其赶不上小说，慨叹于杂文的泛滥，还是一种胡说八道。只是作杂文的人比先前多几个，却是真的，虽然多几个，在四万万人口里面，算得什么，却就要谁来疾首蹙额?中国也真有一班人在恐怕中国有一点生气;用比喻说： 此之谓 “虎伥”。

这本集子的作者先前有一本《不惊人集》，我只见过一篇自序;书呢，不知道那里去了。这一回我希望一定能够出版，也给中国的著作界丰富一点。我不管这本书能否入于文艺之林，但我要背出一首诗来比一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接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犹与梦时同。”这是《唐诗三百首》里的第一首，是“文学概论”诗歌门里的所谓“诗”。但和我们不相干，那里能够及得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帖，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对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搅乱你们的文苑，至少，是将不是东西之流的唾向杂文的许多唾沫，一脚就踏得无踪无影了，只剩下一张满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脸。

这嘴脸当然还可以唠叨，说那一首“夫子何为者”并非好诗，并且时代也过去了。但是，文学正宗的招牌呢? “文艺的永久性”呢?

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我所以极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并且借此发表意见，愿我们的杂文作家，勿为虎伥所迷，以为“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费买安眠药片去。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卓面书斋。

【析】 1934年9月《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上刊登了林希隽的《杂文和杂文家》一文，攻击杂文作家之所以写杂文是因“容易下笔”并容易出名，他们是投机取巧者，所以他说：“倘不是作家之自甘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并由此诋毁贬低杂文的价值。他认为杂文“既非诗歌小说，又非戏剧，所以不入文艺之林，他还一片婆心，劝人学学托尔斯泰，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去”。对林希隽的信口雌黄，鲁迅一开始就缴了他的械：林希隽用什么来攻击杂文呢?他用的恰好也是杂文，既如此轻蔑杂文，为什么自己又用杂文呢?他劝别人写小说、戏剧，学做托尔斯泰，可是他本人也并没有这类创作。他这样做，这不是将自己放在一个买空卖空的皮包商的位置上吗? 虽然这些贬低杂文的话出自林希隽这样青年之口，但实际上代表了一群人的意见。因此，鲁迅借为徐懋庸杂文作序之际揭穿这些“昏蛋”们的别有用心，他为保卫杂文而战。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鲁迅则认为，被“昏蛋”称赞固然不好，被“昏蛋”们攻击而退让也不可取，不管是“称赞”还是攻击，都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鲁迅首先从文学创作的功利作用说明杂文的价值，人们之所以有创作的欲望是因为他在生活中有感而不得不发，而且他还要影响他人：“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如同 “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只为了米麦可吃，房屋可住”。而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文学就是斗争的武器。人们从事写作并不是先看了“文学概论”的大学讲义才开始的，托尔斯泰也不是先读了 “美国的 ‘文学概论’ 或中国什么大学讲义之后” 才动手创作 《战争与和平》 的。

其次，再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体裁的兴衰的规律性以肯定杂文的价值。一种文学体裁是否受到人民欢迎，在于它能否最充分地反映出他们心中想说而又说不出，或不敢说出的话。当然体裁的创新也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它本身就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因此那些本不登大雅之堂的，如“《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中国如此，外国亦然，鲁迅分别例举了英国的随笔(Essay)，伊索的寓言和西塞罗的演说词。于是鲁迅便进而以杂文为例，具体分析了为什么杂文在现世受到人民欢迎的三个原因：“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 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 ‘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

再次，鲁迅认为要认识杂文的价值，必须破除对“文学概论”中所规定的正宗文学体裁的迷信。以诗为例，它是文学正宗的四大体裁之一，但能否说只要是诗它必定就好呢?不见得。鲁迅以为广为流传的《唐诗三百首》中第一首《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就是平庸之作，虽然作者为唐玄宗李隆基。鲁迅说它“那里能够及得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

由于《打杂集》的作者是青年，而且对杂文写作用力很勤，鲁迅给他极大的鼓励，一方面专借写序以肯定杂文的价值，同时也希望他能顶住对杂文攻击的压力，不要为林希隽这样的 “昏蛋” 所左右。与其得到 “昏蛋”们的 “称赞”，不如和他们斗争下去，否则就会上他们的当而偃旗息鼓。鲁迅说了一句俏皮话结束了全文： “愿我们的杂文作家，勿为虎伥所迷，以为 ‘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费买安眠药片去”。是的，“昏蛋”们的 “称赞” 和贬抑都是存心不良，居心叵测。

这是一篇序文，给杂文作序的难点是因为它的“杂”而不易将它的内容予以高度概括，而杂文却因它的“杂”而“生动，泼刺，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因此，鲁迅避开对《打杂集》作内容概述，而着重从杂文的特点和社会效果上全面肯定它的价值，所以这篇序言在写作上别具一格的是鲁迅在高度评价杂文这一形式的同时，也就肯定了徐懋庸《打杂集》的意义，这就是“一石二鸟”了。谓予不信，如给本文加一副标题——“兼说杂文的特点和效用”，也可能不会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