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抄本	四库本
金贼以我疆場之臣无状，斥堠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结河东。	金人扰我疆場之地，边城斥堠不明，遂长驱河北，盘结河东。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	为上下臣民之大耻，
以百骑却虏枭将，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号，顾弗之惧哉!	以百骑却辽枭将，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
我取而歼焉可也。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谓敢眦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谓竟酿患滋祸一至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	忍弃上皇之子于异地乎?
何则： 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
褫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态度。	遂其报复之心，肆其凌侮之意。
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去，执侍帐中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故相家皆携老襁幼，弃其籍而去，焚掠之余。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即此数条，已可见“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但是，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读者不自改，尚存旧文，使我们至今能够看见晁氏的真面目，在现在说起来，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愤懑” 的了。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 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三

对于清朝的愤懑的从新发作，大约始于光绪中，但在文学界上，我没有查过以谁为“祸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书》的未改订本中，还承认满人可以主中国，称为“客帝”，比于蠃秦的“客卿”。但是，总之，到光绪末年，翻印的不利于清朝的古书，可是陆续出现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 “客帝”说，在再版的 《訄书》里，“删而存此篇”;后来这书又改名为《检论》，我却不知道是否还是这办法。留学日本的学生们中的有些人，也在图书馆里搜寻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献。那时印成一大本的有《汉声》，是《湖北学生界》的增刊，面子上题着四句集《文选》句： “抒怀旧之积念，发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来了，第四句是“振大汉之天声”。无古无今，这种文献，倒是总要在外国的图书馆里抄得的。

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酒席”字样，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听人讲“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文字狱的事情却一向没有听到过，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讲述了，最多的是“打长毛”。我家里有一个年老的女工，她说长毛时候，她已经十多岁，长毛故事要算她对我讲得最多，但她并无邪正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到得后来，我才明白后两种其实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经验上，是和长毛并无区别的。给我指明长毛之可恶的倒是几位读书人;我家里有几部县志，偶然翻开来看，那时殉难的烈士烈女的名册就有一两卷，同族里的人也有几个被杀掉的，后来封了“世袭云骑尉”，我于是确切的认定了长毛之可恶。然而，真所谓“心事如波涛”罢，久而久之，由于自己的阅历，证以女工的讲述，我竟决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凶手，究竟是长毛呢，还是“短毛”和“花绿头”了。我真很羡慕“四十而不惑” 的圣人的幸福。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耍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 “胜景” 了。

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这一句话，现在是早不听见了，那意思，似乎也不过说人头上生着猪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国人自己一斗嘴，便彼此互骂为“猪猡”的，还要客气得远。不过那时的青年，好像涵养工夫没有现在的深，也还未懂得“幽默”，所以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而且对于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辫子的模样，也渐渐的觉得并不雅观，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来拖在背后，真好像做着好给别人来拔着牵着的柄子。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的。(这两句，奉官谕改为“不足怪的”。)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 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 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 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 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 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四

然而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幸而不几天就失败了，使我们至今还可以剪短，分开，披落，烫卷……

张勋的姓名已经暗淡，“复辟”的事件也逐渐遗忘，我曾在《风波》里提到它，别的作品上却似乎没有见，可见早就不受人注意。现在是，连辫子也日见稀少，将与周鼎商彝同列，渐有卖给外国人的资格了。

我也爱看绘画，尤其是人物。国画呢，方巾长袍，或短褐椎结，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 洋画呢，歪脸汉子，肥腿女人，也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这回见了几幅钢笔画和木刻的阿Q像，这才算遇到了在艺术上的辫子，然而是没有一条生得合式的。想起来也难怪，现在的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生下来已是民国，就是三十岁的，在辫子时代也不过四五岁，当然不会深知道辫子的底细的了。

那么，我的“舒愤懑”，恐怕也很难传给别人，令人一样的愤激，感慨，欢喜，忧愁的罢。

十二月十七日。

一星期前，我在《病后杂谈》里说到铁氏二女的诗。据杭世骏说，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里是有的，但我没有这书，所以只引了《订讹类编》完事。今天《四部丛刊续编》的明遗民彭孙贻《茗斋集》出版了，后附《明诗钞》，却有铁氏长女诗在里面。现在就照抄在这里，并将范昌期原作，与所谓铁女诗不同之处，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较。照此看来，作伪者实不过改了一句，并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

教坊献诗

教坊脂粉(落籍)洗铅华，一片闲(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 (空)有恨，故园归去已 (却)无家。云鬟半挽(軃)临妆(青)镜，雨泪空流(频弹)湿绛纱。今日相逢白 司马 (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与诉 (为赋) 琵琶。

但俞正燮《癸巳类稿》又据茅大芳《希董集》，言“铁公妻女以死殉”;并记或一说云，“铁二子，无女。”那么，连铁铉有无女儿，也都成为疑案了。两个近视眼论扁额上字，辨论一通，其实连扁额也没有挂，原也是能有的事实。不过铁妻死殉之说，我以为是粉饰的。《弇州史料》所记，奏文与上谕具存，王世贞明人，决不敢捏造。

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构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二十三日之夜，附记。

【析】 1934年12月11日，鲁迅作《病后杂谈》一文。经国民党检查官删削后在1935年2月出版的《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刊出。此后仅隔6天，鲁迅又作《病后杂谈之余》，发表于1935年3月 《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三号。迫于国民党检查官的压力，发表时，题目被改，副题被删，文字亦多有删改。关于这两篇文章的遭遇，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有详细记载，可见国民党报刊检查制度苛严之一斑。

《病后杂谈之余》在内容上承接《病后杂谈》，并且对前文的观点和材料有所补充。但也自有其侧重。文章的副题是“关于舒愤懑”。所谓“舒愤懑”，出于汉代班固 《典引》 一文的小引。班固在文中说： “窃作 《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懑，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这里的“启发愤懑”即“舒愤懑”，也就是为朝廷歌功颂德之意。文章以此为副题，也寓有对历史上的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士人们的不满之意。

《病后杂谈》中曾谈到“中国的剥皮法”的酷刑，有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式，前者是“流贼”式，而后者则是“官”式，虽有 “贼”、“官”之别，而凶残苛酷则一。这篇《余谈》承前而来，又有转折。作品开篇即写道：“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把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然后举出具体实例，来证明永乐的凶残并非虚妄。《杂谈》中虽已说到，但无实际例证，此处就引录了永乐的 “上谕”，其凶残猥亵，昭然于世。然后议论说：“君臣之间的问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 最后归纳概括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这是对前文的生发和概括，同时又是后文的前提。既然中国人自有历史以来都“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才使“义愤填膺”的俞正燮在“记载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罢教坊，停女乐的故事之后”，以颂扬的语气作结说“汉儒歌颂朝廷功德，自云 ‘舒愤懑’，除乐户之事，诚可云舒愤懑者”，并称“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对于俞正燮对前朝的“愤懑”，鲁迅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他视清朝为“本朝”而为之歌功颂德的行为，鲁迅是不以为然的。对于他的考据，鲁迅提出两点质疑，一是对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对此鲁迅认为是他“考之未详”，因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对于奴隶，总是压榨甚苛，压迫甚巨，绝无宽贷的;第二点是针对他说“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的话，指出其是不符合实际的粉饰，是为清统治者歌功颂德。

文章第二部分重点转入对于“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揭露。指出这一手段的恶毒用心。文章承接上文，指出“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是当然的事”。原因在于，在“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 ‘功德’ 了”，而 “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如此，俞正燮的为清朝的歌功颂德，也自然“是当然的事” 了。然后揭露“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种种手段，“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尤其是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颂为一代之盛业” 的 《四库全书》，“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并使之广为流布，“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行径，其险恶处，正是在于泯灭民族的反抗精神，使人们安于作统治阶级的奴隶。下文则举出具体实例，来证明清朝统治者 “暗杀中国著作” 的目的在于“自掩其凶残”，不惟如此，“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鲁迅举出晁说之《嵩山文集》中的《负薪对》与四库本相校，则可见四库本或删或改，不在少数。尤其对金人的淫掠的记载或“夷狄”的称谓，统被删换，更连“中国”两字，也不准存在，以免引起关于相对字眼的联想，从而唤起种族思想来。

第三部分重点谈清末民初的剪辫革命。文章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然后从辫子怎样种在中国人的头上的历史说起，说到了“辫子上玩出”的诸多花样，深寓嘲讽之意。然后再谈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逐步觉醒，“对于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辫子的模样，也渐渐的觉得并不雅观”，“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次写 “我”的无辫之灾和“革命给我的好处”，是“从此可以昂头露顶”，而“再不听到什么嘲骂”。末段以嘲讽的口吻说： “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这里是通过自身的经历，来说明在中国，一种改革的成功是何等的艰难。同时，也喻指辛亥革命其实对于旧的东西，并未有什么根本的触动。

第四部分写辫子终被革去，虽有张勋的复辟，要重种辫子却最终失败。而今天的人们连辫子的模样也给忘掉了。既如此，“我的 ‘舒愤懑’”，以剪辫子来颂革命功德，“恐怕也很难传给别人，令人一样的愤激，感慨，欢喜，忧愁的罢。”文面意思如此，实则启发读者：此中大可深思。文后还有“附记”，是对《病后杂谈》说到铁氏二女诗事的补充，并指出 “铁妻死殉之说” 是“粉饰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的表现。这里的材料和有关论析，有助于加深对于《病后杂谈》和本文的理解，决非蛇足。

《病后杂谈之余》的显著特点，是作者能立足现实，透视历史材料，准确地寻出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的契合之处。如揭露满清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对付中国著作的毁、剜等手段，使读者常常产生一种与现实社会现象的共鸣。本文送国民党检查官审查时，检查官“支支唔唔”，阻止文章发表，则说明这些“警犬们”也嗅出了文章以古射今的用意。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也谈到这篇文章被删事，说： “现在国民党的做法，实在与满清时大致相同，也许当时的汉人就以这种做法告诉满人”，则可进一步体会出这篇文章的真实用意。当然，文章的内容并不单一。作者围绕替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舒愤懑”，着笔行文中也时有对于当时的帮闲文人的不满与嘲弄。如说：“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就是对于当时提倡读古文，大量标点古书一事的信笔讥讽。

文章四部分各有侧重，但全篇都围绕 “关于舒愤懑”而行笔。各部分之间又都有一种承接关系，使文章转承自然明显，思想的表达也更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