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韩愈
昵昵儿女语， 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 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
喧啾百鸟群， 忽见孤凤凰。
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嗟余有两耳， 未省听丝篁，
自闻颖师弹， 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 湿衣泪滂滂。
颖乎尔诚能， 无以冰炭置我肠!
〔颖师〕一位善于弹琴的僧人。李贺也有《听颖师弹琴歌》，云：“竺僧前立当吾门，梵宫真相眉棱尊。……请歌直请卿相歌，奉礼官卑复何益。”据此可知这位僧人曾请一些诗人为之作歌，以彰扬其琴技。
随着燕乐的兴起和发展，唐代音乐空前繁荣，各种器乐演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欣赏音乐的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盛唐不少诗人以诗描写音乐之美，使得董大(庭兰)、李龟年、安万、花卿等音乐家名播后世。中唐更出现了一些以高水平鉴赏音乐、抒发个人感受的杰出作品，如白居易《琵琶行》、李贺《李凭箜篌引》，韩愈此诗，可与之鼎足。清人方扶南在《李长吉诗集批注》称这三篇为“摹写声音至文。”
从题目看，要点在“听”，而听的对象是“弹”，诗就扣紧题目的这两个字，前半正面摹写听到的弹奏情况，十句五种音响(挟带感情)变化，展示出音乐翻新出奇的妙境。后面八句抒发自己听弹琴后在心理和行动上的反映。因喜惧交战于胸、感情激烈波动而不忍卒听，侧面烘托了颖师弹奏水平的超绝。全诗着力表现作者听乐的主观感受，较之《琵琶行》、《李凭箜篌引》别具一种格局，独标一种风韵。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开始弹奏时，琴声轻柔而细碎，听起来象痴小儿女轻声耳语，倾诉着爱情的衷曲。诗人下字恰合分寸，显示作者体验的深切入微，简直引得读者也沉浸在那千娇百媚，情款意恰的氛围里。“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骤然之间，乐声转折变得激烈高昂，象在鼓角齐鸣中战士勇猛地冲锋陷阵，直插敌方营垒。这里由柔变刚，中间略无过渡阶段，前后风格判如霄壤，自有惊人之势。“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前面用五言，显得疾促，忽而改用七言句，情调又由慷慨沉雄转为舒缓飘逸。作者用“浮云”、“柳絮”这种飘忽不定、随风翻舞的东西比喻婉转悠扬、袅袅不绝的泛声，不但把听觉形象转化为视觉形象，给人纷纷扬扬之感，而且似乎可触摸，可掂量，感到它质地轻盈，真能在阔远的天地之间任意飞扬，自由自在。这也是写音乐轻柔，可与前面的“儿女恩怨”，境界不大一样，前者易起易歇，显得幽细、琐屑，有小家子气，后者则空灵、渺远，舒卷自如，读后总觉余韵杳杳，渐远渐无穷。“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两句表现两次转折。在音声如云如絮、渐飘渐远、绵绵不尽，人将安谧的时候，突然又起喧哗繁杂之声，如百鸟啁啾，彼呼此应，显得欢快闹腾，这是一变。喧闹的局面未保持多久，繁复的音响旋律忽而转为调谐明净，转为单纯齐一，好象百鸟之王凤凰出现，嘈杂着的鸟群肃然起敬，在大匠面前不敢弄斧，不再争鸣，而静待凤凰引吭高歌。果然，紧接着，琴音转而高扬。这又是一转。琴奏到极高之处，再难升高，象攀登陡峭滑溜的雪峰，手攀脚蹬(跻)，颇费气力，但想上移半步，也难上加难。“跻攀分寸不可上”，可稍一松劲，“失势一落千丈强”。演奏者把琴抚到极高之处，骤然下滑，象攀援者一下落到千丈深渊。向上分寸难进，失势一落千丈，音乐弹奏中的这种境界，似乐引起了听乐者对人生遭遇的慨叹。以上十句，排列多种比喻(实是鉴赏者创造的意象)，交替使用五七言句式，展示了琴声刚柔、急徐、纯驳、高低、转换急促和绵邈无尽、刚毅沉雄和飘忽不定等种种变化，不但准确地“摹声”，更重要的是“绘情”，描绘出了鉴赏主体入乎耳、著乎心，在怡性动情之余所产生的联想和由此而铸造出的意中之象。
为了进一步突出题目中的“听”字，诗的第二部分(八句)不再客观地描摹声音，而专门抒写作者听琴后的主观感受和行为上的反应。“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谦称自己的耳朵较少受音乐的训练和熏陶，但“自听颖师弹，起坐在一旁”，不懂音乐的人，居然为颖师的弹奏打动，以至于在一旁起坐不宁。颖师演技之超妙，音乐之动人，就被烘托得更高，不同凡响了。在听懂音乐，特别在乐声的曲折升跌勾起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回忆与感慨时，心与乐共振共鸣，悦耳与惊心，两种情绪交颤于胸，使人激动不堪，怆惶凄迷，不忍卒听。于是含着泪水，“推手”制止颖师，在“止之”上加了表急忙的“遽”字，颇为传神。制止了琴师的演奏，却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沾湿了衣裳，仍然泪下滂滂。顺势引发结尾两句，颖师呵，你的演技真巧真神，请不要再把喜悦忧惧的不同情感打入我的内心，那紧张、激烈的内心矛盾使我不堪忍受啊!全诗在高潮中戛然而止。
诗的前段描摹音乐的起伏变化，多彩多姿，为后段的生发感动提供了条件，作好了铺垫。如果没有前半，后面便显得空洞，缺乏说服力。如果没有后半的约束和升华，前面便显得松散、支离。前后两段相互衬托，相互生发，相得益彰，象两面对竖的大镜子，在相向映照中造成一种越远越深、越深越远、层见迭出、愈照愈无穷的境界。而两段所以能构成一个整体，是因为其间始终贯串诗人一己的内心感受和体验。如果不是作者谙于琴，精于鉴赏，写来不会那样逼真传神，如果没有人生经历的坎坷与素志不展的愤慨，听乐就不会那样动情，写来也不会那么感人。
此诗作于元和十年(815)或十一年，自803年贬广东阳山令后，韩愈一直未得重用。《新唐书》称他“才高数黜，官又下迁”，诗是在这种背景中写的，明乎此，有助于我们理解本诗的感情所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