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循吉·洞仙歌》原文赏析

《杨循吉·洞仙歌》原文赏析

题酒家壁

吴郊春满,绿草薰南陌。风弄轻帘小桥侧。瞰荒园、秾丽几处夭桃,仿佛似、薄醉西施颜色。

酝香飘十里,更着流莺,乱掷金梭向林织。天宇净繁芳,日暖蜂游,早拦住、高阳狂客。便典却罗衫又何妨,算容易飞花,韶光难得。

这首《洞仙歌》题在酒家壁上。酒家地处“吴郊”,那是太湖平原,江南水乡。时值仲春,正是“千里莺啼绿映红”的季节。

上片描写吴郊春景,渲染气氛。“春满”二字总写,广阔视野,无处不春,故曰“春满”。从时序来说,“春满”意味着春色已到十分,它由初春、早春发展而来,又将向暮春、残春发展而去。本词结尾的惜春之感,与开头所写的春满景象,前后呼应。一起四字,总揽全词情景。以下所写绿草,天桃,流莺,繁芳,蜂游等等,都是“春满”的具体展示。绿草是春的代表。“草色遥看近却无”,透露出早春消息;这里的“绿草薰南陌”,则显示了春色的浓郁。薰,谓香气散发。绿草的清香、春日的暖气,薰蒸飘散,整个南陌,都香“化”了。佛经曰:“奇草芳花,能逆风闻薰。”江淹《别赋》曰:“闺中风暖,陌上草薰。”词人造句,明显受江赋影响,但将“南陌”调度来作“薰”的宾语,即见精警。“风弄轻帘小桥侧”,点缀酒家“特色”。帘,酒帘,又叫酒旗、酒望子,是酒家的标记。它用竹竿高挑在村边桥头,游人远远望见,便知那里有酒。杜牧《江南春绝句》:“水村山郭酒旗风。”此处“风弄轻帘”,写春风轻拂,好象在逗弄酒旗,用拟人手法写活了春风,比杜诗之“酒旗风”细微,有飘动感,有逗引力。宋朝画院尝以“竹锁桥边卖酒家”诗句考试画士。不少人在“酒家”上花笔墨,唯一高手,只画“桥头竹外挂一酒帘,书‘酒’字而已”。见到酒帘,酒家自然在内。这是虚中见实的画法,妙处在笔墨之外。“风弄轻帘小桥侧”,如果化为图画,画面上也只有“轻帘”,没有酒家。构思之妙,殆与上述高手之画相似。

以上几个“镜头”,先是吴地郊野的春色全景;之后,镜头慢慢移动,转向绿草南陌;再移向小桥边高高竖起的望竿,竿上挑起的酒帘子,在迎风卷舒。接下去,镜头移向荒园,对准“秾丽”的花丛,缓缓地推过去,显现“几树夭桃”。在这里,稍作停留,让观众慢慢欣赏,词人用平缓舒徐的语调在“导游”:“瞰荒园、秾丽几树天桃,仿佛似、薄醉西施颜色。”《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天,灼灼其华。”是用桃花象征新娘的艳丽。此后,天艳的桃花,被视为女性美的代表。诗词中常以花和美人互喻。这首词用西施比拟桃花,“西施颜色”本已很美,加以“薄醉”微醺,其神韵又当如何?着此一比,荒园中几树夭桃之“秾丽”、娇艳自可不言而喻。杨循吉《菊花百咏》组诗中,有一首咏“醉西施”:“西子当年醉馆娃,酒痕一点上秋花。余酣薰透娇肌骨,犹有红潮沁脸霞。”以西施酣醉比拟菊花,可以合看互参。

上片中的“春”(古人名酒多以“春”,“春”可作为酒的代称)、“轻帘”、“薄醉”等字眼,或明或暗,与“酒家”搭上关系,于是下片即正面描写酒香诱人,春色拦客,引起开怀畅饮的狂兴。写法上,酒香、春色,双管齐下:远飘的“酝香”,和流莺穿林、繁花竞芳、日暖蜂游等春天景象,同时存在于同一空间,借助嗅觉、听觉、视觉、触觉等诸种感官意象的刺激,使人如临其境,分享词人的愉悦。“高阳狂客”到此,早被“拦住”,不让走了。秦末战争中,高阳郦食其去见沛公刘邦,刘邦听说他是儒生,不肯接待。郦食其乃对通报者说:“你去报告沛公,我不是什么儒生,我是高阳酒徒!”后人遂称嗜酒者为高阳酒徒。而“狂客”比起一般“酒徒”来,其“级别”当然更高。自“酝香飘十里”至“早拦住、高阳狂客”,六句两韵,为“写景佳句”(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提要》),其中“乱掷金梭向林织”,把黄莺“物化”为“金梭”,再把它来去穿林的动作,形象地比作往复频繁地在机上编织。以“形似”之语,写“神似”之象,不经过静观默察,没有一定的艺术手腕,无法写出这样精巧而又传神的词句,用“逼真如画”来品评,犹嫌不足,因为流莺的“乱掷”和“织”,是繁忙的动态,静止的画面难以表达;只有现代化的影视手段才能摄取这不停地流动着的“镜头”。“天宇净繁芳”,赵氏《提要》引作“野芳繁,天宇净”,按《洞仙歌》音律,两种句式皆可,赵氏所引作六字折腰句,词意似更明朗。“野芳繁”,是平视或俯视所见的近距离景象;“天宇净”,是仰角度摄取的“宏观”立体空间。“乱掷”句所显示的,则是“微观”,可以看到细部。这明净的天空,繁茂的野芳,黄莺圆转流美的叫声和她“乱掷金梭”的编织动作,蝶飞蜂舞,连同上片的绿草、夭桃,组成一幅生动的吴郊春景画,富有色彩美、音乐美和立体感。春色如此迷人,酒香如此诱人,酒客置身此境,即使身无分文,也要脱衣典当、开怀畅饮的。“典衫换酒”,是文人传统,诗仙李白曾高呼“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诗圣杜甫也吟唱过“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为了畅饮尽兴,名马、轻裘、春衣,可以统统“将出”、典却,换取美酒。最后一韵,先用“便”字引起,领着“典却罗衫又何妨”一个七言句,吟诵起来,摇曳多姿,显出狂发的酒兴无法遏制;再以“算”字领着“容易飞花,韶光难得”两个四言句作结,是说春光易逝,人们要恋惜韶光,及时游赏,纵情畅饮。这个结语,促人“感悟”,补足了“典衫换酒”的词意。

赞美乡野,爱好自然,与嗜酒放诞,是旧时代狂傲失意文士共有的心态,既反映他们对官场生活的厌倦,也表现他们对现实的逃避或反抗(消极反抗)。杨循吉生活在明朝中叶,当时,太监干政,社会黑暗。成化年间,有宦官汪直专权,利用新增设的特务机关——西厂,侦刺官吏阴事,罗织罪名,屡兴大狱,官员往往无辜遭祸,受严刑拷掠,或诛杀、或贬远。正德时,宦官刘瑾专权,“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尤酷烈。”他曾召群臣跪于金水桥南,把海内忠直之臣,如李梦阳、王守仁等数十人,宣布为奸党。一年夏天,御道发现揭露刘瑾罪行的匿名书,他又矫旨召百官跪在奉天门下,日暮竟把五品以下官员全部收监。当日天气酷热,主事何釴等三人暍死。明武宗是出名的昏君,他“耽乐嬉游,昵近群小”,又以武功自雄,觉得皇帝的称号没有武将威风,于是下诏封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自署官号,视国家制度为儿戏。正直的文士,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

杨循吉性格狂傲放诞,成化时中进士以后,官礼部主事,他“好读书,每得意,手足踔掉,不能自禁”,人称“颠主事”。他又“好持人短长,又好以学问穷人”。这样一位狂放高傲的文人,却受尽皇帝的侮弄。他本来早已辞官家居,明武宗南巡时,召他赋《打虎曲》,命他脱下儒服,换上武人装,把他当作“俳优”。他在皇帝身边过了八九个月的屈辱生活,再次辞归。从此,便一直隐居在苏州郊区。他厌恶官场应酬,喜欢在乡野酒肆之间,寻求生活乐趣。春满时节,春光将老,也许他想起老杜的诗:“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春光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于是在酒家壁上,挥笔题了这首词,抒发一时的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