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宋词与文学传统·比兴寄托
从晚唐五代起，词这种新兴的体裁就表现出对传统“言志”且“温柔敦厚”的诗学观的背离。至宋以后，又渐渐地随着“诗词合流”的趋势表现出一种修复与回归。这表现在词中抒写志向、关心现实等等方面。这里，我们只谈一下对“比兴寄托”传统的认同与继承。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香草美人、比兴寄托的传统。虽然论者对其具体含义的理解存在着太多的分歧，甚至对“比”“兴”本身的解释自汉代起就有所不同。对这一概念的具体解释，不是本书的任务。我们只需肯定一点，即从屈原的《离骚》问世以后，自比香草美人，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身世之慨或家国之感就成了一个传统。其中情形大致是：或以美人见弃而比自己不被君王重用，或以美人迟暮而感喟年岁老大、抱负未展，或以美人遭妒而喻自己被小人排挤，或以香草芳洁、美人孤高表白自己的人品节操，等等。概括起来，大致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感士不遇”，一个是自明节操。当然，愈往后变化愈多，范围愈广，但主流不外乎这两个方面，而尤以前者为主。如曹植《美女篇》，曹植《杂诗》(南国有佳人)，李商隐《无题》(八岁偷照镜)、《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等，皆属“美人迟暮”类，以美人的成年难嫁比喻自己的怀才不遇。而陈子昂《感遇》(兰若生春夏)，则是以兰若芳草自喻，写迟暮之感，不遇之情。进一步，比兴寄托的“载体”也不仅仅限于香草美人，还扩展到了别的意象，如曹植《野田黄雀行》以黄雀投罗网喻指朋友受迫害，而以少年救黄雀表达自己援救朋友的愿望;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表达人才被压抑的悲愤;李商隐《流莺》则以流莺自比，写无由伸展抱负的苦闷与悲愤。甚至还有张籍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节妇吟》)来表示自己忠于朝廷的节操。
词中用比兴，据张惠言的解释，温庭筠的《菩萨蛮》等诸多词章就是“感士不遇”、有“离骚初服之义”(张惠言《词选》卷一)。这样解释，未免牵强。但晚唐五代，冯延巳、李后主等人的词作，已多少有些自己的人生感悟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词章之中，使词作表现出一种隐约幽昧的况味。这至少给了后人一种“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可能。
宋词中比兴寄托的例子，早在宋初就有了。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吴越后王来朝，太祖为置宴，出内妓弹琵琶。王献词曰：‘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看取玉楼云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杀钱王。’”吴越后王钱俶朝见宋太祖，实出无奈，便赋词自比可怜的“金凤”，表达自己的惴惴之情，而宋太祖也听懂了他的意思，故而表示“誓不杀钱王”。
有论者称，在词中寓以比兴寄托的观念在北宋就已产生，黄庭坚《小山词序》中“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可称理论上的表述①。就作品而言，王安石“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千秋岁引·秋景》)，难说不是喻指君臣关系的变故。苏东坡《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前人已多称有怀才不遇、美人迟暮之感;至于东坡《卜算子》咏孤鸿词，虽然对其主旨的理解多有歧义，但其中有着一种寄托、一种寓意则是肯定无疑的;而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让神宗皇帝看出了“苏轼终是爱君”(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一)的寓意。而秦观的《千秋岁》(水边沙外)，以“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比喻元祐党人的被贬流散，亦是典型的“比兴寄托”手法。稍后，贺铸的《青玉案·横塘路》亦显系寄托之词，而在写法上与上述诸篇又有不同。该篇不是自比美人，而是仰慕美人、渴求美人。这种写法实际上也取自屈子《离骚》。《离骚》之中，屈原时而自比美人，表达“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时而又借追求美人表达忠于怀王的心情。贺铸此词，亦当有求知遇之意。
宋室南渡之后，比兴之作渐多，寄托之意更浓。从主旨看，大都表现壮志难酬之慨，国家破亡之恨，也有一些作品表达词人自己的高洁情操。从手法看，大都自比美人，或藉花草起兴(其实徽宗赵佶北行途中所作《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一词就借咏杏花而表达了国破家亡的哀痛)，如辛弃疾以“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表达自己的“伤心人别有怀抱”;陆游《卜算子·咏梅》、萧泰来《霜天晓角·梅》借梅表现自己的人格节操;刘克庄《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借歌女的曲高和寡写自己高洁自守的人品;张炎《绮罗香·红叶》亦借寒秋红叶寄托亡国遗民的飘零身世和高洁情操。至于以比兴手法忧怀国事的，如陈亮“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水龙吟·春恨》)，痛恨中原沦陷，前人以为“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姜夔的“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则是象喻南宋国运衰颓不堪。至于宋末和宋亡后的词人词作，则是尽抒家国之痛、亡国之恨了。如张炎《解连环·孤雁》借咏孤雁寓家国之痛、身世之感，蒋捷《贺新郎》(梦冷黄金屋)自比美人，写亡国之恨，而王沂孙的咏龙涎香、咏新月、咏落叶、咏萤、咏蝉、咏水仙诸篇，则全是凄楚悲怨的亡国之哀痛了。当然，此类作品，尤以稼轩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篇最为杰出。这些作品，悲凉沉郁，顿挫跌宕，感喟至深，沉郁之至，厚重之至。
正因为比兴寄托的词作在南宋数量巨大，成就突出，所以也开始有了理论上的明确表述。鲖阳居士对东坡词的解释自是“作品分析”方面的典型;陈鹄《耆旧续闻》卷二论苏轼《卜算子》咏孤鸿词“拣尽寒枝不肯栖”即说“取兴鸟择木之意”;黄沃注其父黄公度词曰“以当路多忌，故托玉人以见意”①;而刘克庄更是明确而肯定地指出，词作当“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刘叔安感秋八词跋》)。这说明，词作讲比兴，重寄托，不仅在创作方面有着许多成功的作品，在理论方面也有了明确的自觉。
注释
① 参见张惠民《宋代词学的审美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① 唐圭璋编《全宋词》第132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