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诗歌·附述:宋代理学诗
两宋理学诗亦颇有特色。理学即道学，近人又有称新儒学者。理学诗的特点是以诗言理，注重诗教。宋初道学“三先生”已有此倾向，而濂洛诸子凡为诗者，专言性命道理。南宋理学大昌，理学诗也日渐兴盛。南宋金履祥编《濂洛风雅》集，《四库提要》云：“自履祥是编出，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也。”诗人之诗以情韵意趣为主，道学诗以义理心性为尚。理学家视诗为道之载体，为教化之具，为明德之言。其诗中即便有山水花鸟等物象，也是理的表征。这有点像东晋时的玄言诗，但他们的理实乃儒、道、释杂糅之理。比如程颢《秋日偶成》二首之二：“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是理学诗中较为可读之作。理学家作诗主张温柔敦厚，推崇“孔颜乐处”，“曾点意思”，以及陶渊明的平淡风格。
宋代理学诗较出色者，当推邵雍和朱熹。无论诗的数量还是艺术水准，他们都是理学诗派之最可关注者。邵雍是理学诗的创始人，朱熹则是理学诗的集大成者和最优秀者。但是邵雍几乎将诗“变为恶道”，朱熹却“不堕理障”(《雪桥诗话》载吴云语)。邵雍的诗基本是将自己对义理性命的思考用押韵的方式说出来，倾向是“安乐”，即安贫乐道;风格是直白随意。今存其诗一千余首，读来读去，只觉得他反复思考权衡的主要是仕与隐的利弊得失问题，而且思考得并不高深，也不怎么超脱，甚至有未脱俗念之嫌，因而他的“安乐”之诗多少有点做作，有些言不由衷。他写得比较好的一些诗也还可读，但比朱熹的诗相差甚远。朱熹不仅是了不起的大思想家，也是相当不错的诗人。他的诗颇有可读性，虽多言性理，但并不违背艺术规律，比如《春日》和《观书有感》等。他常常登山临水，吟风咏月，颇有诗人情致，比如武夷泛舟、衡山踏雪之作，皆富风情。后世诗论家往往讥评理学诗，固然有道理，但理学诗在宋代颇有影响，尤其南宋时期，“诗人篇什往往‘以诗为道学’，道学家则好以 ‘语录讲义押韵’成诗。尧夫击壤，蔚成风会”①。
注释
① 钱锺书《谈艺录》第54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