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是以徐枕亚、张恨水、周瘦鹃、包笑天等为代表的一个文学流派，它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盛行于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后，蔓延于三十年代，逐渐衰落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它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资格最老”的一个文学流派。

它之所以称为“鸳鸯蝴蝶派”，是因为作者们常用“三十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来概括其言情小说的内容。正如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出的：“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

鸳鸯蝴蝶派脱胎于晚清的谴责小说、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他们的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无非是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的都市文学。一九一一年，徐枕亚用四六体的骈文写成的哀情小说《玉梨魂》，描写佳人(寡妇)与才子“发乎情上乎礼”的爱情悲剧，当男女主人公在战战兢兢地“坠入情网”的一瞬间，都怀着一种悖违礼法的罪恶感，在可以叩开幸福之门的种种机遇面前，都竭力用旧礼教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行动，最后为了道德的自我完善，双双殉情而死。这部小说一出版，风行一时，再版三十二次之多。接着，什么哀情、苦情、忏情、孽情、妒情、惨情之类的以婚姻恋爱为题材的小说风起云涌，充斥文坛，于是，鸳鸯蝴蝶派的名称便逐渐传开，而且为社会所公认。一九一八年四月，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里，称之为“鸳鸯蝴蝶体”；第二年，钱玄同在《“黑幕”书》一文中将他们正式命名为“鸳鸯蝴蝶派”。“‘五四’以后，这一派中有不少人也来‘赶潮流’了，他们不再老是某生某女，而居然写家庭冲突，甚至写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了，因此，如果用他们那一派最老的刊物《礼拜六》来称呼他们，较为合式。”(茅盾)但这两个名称中，还是鸳鸯蝴蝶派为大家所熟知。

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主张是：文艺的目的是为了供饭后工余的消闲和消遣，作品要有趣味性和娱乐性。为趣味而趣味，为消遣而消遣，是他们的写作信条。为此，他们作品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题材大约包括这样几大类：言情。即写才子佳人“不能成为眷属”而抱“终天之恨”的哀情，以赚取读者廉价的眼泪而变得“多愁善感”起来。社会。即继承晚清的“谴责小说”，但大多已沦为教唆吃喝嫖赌、杀人放火、奸淫拐骗的黑幕小说。历史。即热中于宫闱秘事，猎奇觅艳的所谓“传奇”、“演义”小说。武侠。即以荒诞、离奇、神怪的情节迎合人心。侦探。即以曲折惊险之情节，挂上科学侦破术的桂冠，取宠于读者。滑稽。即作品穿插许多打浑开心，甚至恶作剧的笑料。

第二，作品均采用章回体和旧式笔记体裁的结构方式，按照人物出场的先后和时空变化的顺序来安排，故事有头有尾。

第三，人物形象类型化、脸谱化，缺乏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形象。

第四，主题思想浅显明了，时而显示出一定的民主性的因素。

第五，语言通俗轻佻，风趣油滑。

因为他们的作品具有一种迎合时尚的媚俗性，所以能得到多阶层读者的欢迎。在辛亥革命后和“五四”运动之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发展到了极盛时期，成了独步文坛的庞然大物。

“五四”前后，在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席卷下，西洋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入，鸳鸯蝴蝶派思想浅薄、格调低下，艺术粗糙的作品，受到新文学家们的批判是十分自然的事。归纳起来，大约有三次：

第一次(1916—1919 )，首先起来批判鸳鸯派小说的是李大钊。他在《〈晨钟〉之使命》 (1916年8月15日)一文中，指出：“以视吾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者，盖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矣。”虽然泛指文坛，但矛头是指向鸳鸯蝴蝶派的。胡适从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入手，指出他们是些“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做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的不懂文学方法的人，其作品只能是“抹桌子”的“嫖界指南”。鲁迅的《有无相通》 ( 《新青年》)1919年11月1日)指出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写这些文章是人格的堕落，希望他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收了互害的局面”，是从规劝的角度进行批评的。接着，钱玄同、周作人等对鸳鸯蝴蝶派的“黑幕小说” 进行了斥责。

第二次(1920年)，以《小说月报》的革新为起因。茅盾负责《小说月报》全部革新工作后，于这年初在《小说月报》十一卷一期上刊登了《文学研究会》宣言，指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以这事为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其中的“游戏”、“消遣”是针对鸳鸯蝴蝶派而发的；鸳鸯派对此甚为不满。于是以《礼拜六》周刊为阵地，对茅盾和《小说月报》进行谩骂，足足有半年之久，文学研究会才进行反击，先后在《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上载文批判，其中以茅盾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和郑振铎的《血和泪的文学》为代表。茅盾的文章就文学的社会职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郑振铎的文章揭露出鸳鸯派小说是些“冷血文学”。此外，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还指出鸳鸯派作品是贻害人民的毒品，撕下了那些“赶潮流”小说的伪装，指出他们所写的爱情、描写工人穷困生活的小说，无非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封建思想的翻版，是对无产阶级的讽刺。这次论争不仅剖析了鸳鸯派小说的错误倾向，更重要的是指出文学要改造社会，同时也要改造读者。

第三次(三十年代初)，鸳鸯派小说受到文学研究会的批评以后，又招牌换记，由言情而侦探，由侦探而武侠，到三十年代初武侠小说盛极一时。随着“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发生，抗日怒潮的掀起，文艺大众化运动已迫在眉睫。因此，这时期左翼作家对鸳鸯派小说的批判重点在总结其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鸳鸯派一些作家也写了一些与抗日有关的作品，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左翼文艺界对鸳鸯蝴蝶派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使其分化、进步。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和瞿秋白的一些文章，不仅分析了他们的起始和变迁，而且从理论高度上指出了他们的消极作用。瞿秋白指出他们作品的思想实质是“维新的封建道德”，他们“笑骂一切的虚无主义”是用障眼法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现存制度，他的白话是“运用下等人容易懂得的话，……来勾引下等人”，作用是很恶劣的，他们的“通俗文学”无非是用旧的形式来传播腐朽的思想，他们的“趣味主义”无非是消遣，腐蚀人们意志的东西。

通过三次大的批判，特别是在抗日潮流中，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分化。张恨水等开始从事“国难小说”的创作。他曾称： 在“烽烟满月，山河破碎”，“寇氛日深，民无死所”的国难时期，“心如火焚”，要以小说“唤醒国人”，尽一点“鼓励民气”的责任。一九三六年，鲁迅等领头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列名的还有包笑天和周瘦鹃。抗战时期，张恨水在重庆发表《八十一梦》，以一天一梦的形式，充分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及其掠夺成性的反动面目。抗战胜利后，他写的《五子登科》以同样的主题在国统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可见，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文学家的帮助下，鸳鸯蝴蝶派中的一些作家逐渐走向进步，缩短了与人民大众的距离。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的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得到了党和人民赋予的荣誉。

总之，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畸形的经济发展及小市民空虚、平庸的精神状态和审美情趣，是鸳鸯蝴蝶派文学产生的生活基础，它是以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们的低级趣味为目的的消极的文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