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

理论批评专著。三卷。南朝梁锺嵘撰。锺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西)人。出身士族。青年时曾为国子生,精熟《周易》,为国子祭酒王俭所赏识,亦显见其具儒学根柢。出仕后,先为南康王侍郎、抚军行参军、司徒行参军等职,后任衡阳王萧元简记室、晋安王萧纲记室,并卒于记室任上,故世称“锺记室”。《诗品》的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考,但显然作于其晚年,即梁天监十二年(513)以后至其逝世的大约四、五年间。本名《诗评》,唐、宋时两个名称并行,后来便只称《诗品》,沿用至今。

《诗品》专评五言诗人。五言诗自汉代产生之后,因其“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故受流风众会所爱重,很快取代了四言诗的地位,成为诗坛最主要的诗歌形式,诗人既多,作品更夥。而到齐梁之世,在整个柔靡虚华的文学思潮笼盖之下,诗风也走向讹滥,庸音杂体充斥诗坛。诗歌评论界亦不辨清浊美丑,褒贬任心,高下随意,缺乏客观的审美标准,益发助长了创作的讹滥。《诗品》之作,正是有感于创作、批评两方面的“淆乱”,意欲为创作树立高标,为批评提供准的,使诗歌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途。

《诗品》可分为两大部分。正文评论了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余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个品第:上品十二人,为上卷;中品三十九人,为中卷;下品七十二人,为下卷。另外,各卷卷首均有一篇序文,因其与该卷内容并无特定的内在联系,故今人多将三序聚拢一起,置于全书之首,称为“诗品序”或“总序”。

《诗品序》是一篇重要的诗学论文,是全书诗歌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审美标准。锺嵘诗学理论的核心是“吟咏情性”,即以诗为抒写情感之具。“吟咏情性”四字虽出自汉儒解《诗》(《诗经》)的《毛诗序》,但锺嵘却予以根本性改造,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毛诗序》将诗情的感发只限于社会原因,《诗品序》则强调自然界节候景物的变易对心灵的触动,这是魏晋以来的共识;在社会原因方面,《毛诗序》只讲政教盛衰而形成诗的美刺,《诗品序》则强调个人的宠辱离合而借诗骋情抒怀。另外,《毛诗序》要求诗歌“发乎情,止乎礼义”,限囿于儒家的伦理政教规范,《诗品序》则于此只字不提。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对诗的审美特性的认识使然。不过锺嵘毕竟受过儒学熏陶,也吸收了儒家诗教的合理成份,甚至也多少存在“宗经”思想。从“吟咏情性”的诗的美学特性出发,锺嵘强调诗的“自然英旨”,而激烈反对拘掣情性的热中作诗用典之风,反对沈约等人加于诗的“四声八病”的清规戒律(这当然也不无偏激)。为了更好地写物抒情,锺嵘对传统的赋、比、兴之说做了重新解释:“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后二者都着眼于物情关系,“文尽意余”则直接导引出他著名的“滋味”说。饶有“滋味”的诗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体现,便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风力”有矫革齐梁诗风柔弱之弊的用心,“丹彩”也合于诗不可忽视的形式美。二者便是他的诗歌审美艺术标准。

正文基本上贯彻了他的诗歌理论和审美标准。凡是被他评为“上品”的诗人,其作品大抵情、采兼备,至少在其中一个方面极有可观。特别是“建安之杰”的曹植,因其作品“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备文、质”,完全合于其“风力”、“丹彩”的艺术标准,故评价最高,目为“诗圣”。

正文具体评论作家作品的条目都颇简略,而就其最完备、最典型的条目来看,大致着眼于三个方面:“致流别”、“掎摭利病”、“显优劣”。“致流别”即追溯作家作品风格特征的渊源所自,涉及到风格流派的演变问题。依锺嵘之见,五言诗有《国风》、《小雅》、《楚辞》三个源头,而源出《小雅》者唯阮籍一人而已,故实际上只有源出《国风》、《楚辞》的两大流派。对此二派的不同特点,锺嵘语焉不详。但就其具体评语大致可见,《国风》系作家较为典雅而文质彬彬,《楚辞》系作家则多抒怨情而偏重词采。锺嵘以“建安之杰”的曹植、“太康之英”的陆机、“元嘉之雄”的谢灵运这些他心目中诗歌发展的里程碑为《国风》系作家,显示出他的“宗经”倾向。“掎摭利病”即对作家作品作具体艺术分析,指出其创作上的得失所在,也大抵着眼于内容和形式。如评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极有风力、感情强烈是其所长,略少文采是其所短。而与之齐名的王粲则“文秀而质羸”,二人的艺术得失正相反。“显优劣”是比较作家艺术成就的高下。《诗品》受“九品论人”影响,致力于作家的文学等第。厘分三品固然是最较然昭著的“显优劣”,而同品之中,犹仍常作高下优劣的纵横比较,如评王粲“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评左思“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评颜延之“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诗品》既强溯作品渊源和承续关系,强分作家等第高下,所失便在所不免。前者易流于牵强附会,后者易沦为诠次不当,如以陶潜、鲍照为中品,曹操居下品,显为失当,为人诟病。但《诗品》终以成就为主,其序中的不少理论问题富有真知灼见,为后人共认;其品评也大致得当,即使失当之处也自有时代风尚与个人审美标准的原因,并非随兴妄言。加以它是系统评诗的第一部专著,而中国古文论又以论诗为主,故隋唐之后,各种诗话、诗论著作征引极多,影响甚深,与《文心雕龙》同时产生而并峙千古。

《诗品》注本,原有陈延杰《诗品注》。“文革”后注本渐多,如吕德申《锺嵘诗品校释》等。日本高木正一《锺嵘诗品》、韩国车柱环《锺嵘诗品校证》,征引释义繁博详明。近有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广泛吸收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集大成性质。